老北京烟鬼往事：吸食鸦片被列入相亲门槛？

鸦片（大烟）、海洛因（白面儿）等毒品为历代统治者所禁，至少是不公开提倡。

从清末到民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都是实行征（征税）、禁并举的政策。

烟客躺在床上，把双腿一蜷，腰儿一弓，老北京人骂这副德性相为大虾米炒鸡爪儿蜷腿儿带弓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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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先生的话剧《北京人》中，主人公曾文清就是一个瘾君子。

他懒惰成性，既没有职业，也缺乏谋生的技能和勇气，整天躲在家里混日子、吸鸦片，成为一个活死人。曾文清，就是北京人中的鸦片烟鬼代表。

鸦片刚进入中国时价格昂贵，吸鸦片成为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方式。达官贵人、富豪阔商纷纷吸食，引起许多国人竞相仿效，以至于蔚然成风。

不仅官僚、贵族吸，富商、士大夫吸，连平民百姓也以吸鸦片为荣。以至于在牵线拉媒时，媒人也往往问上一句贵公子能吸几两烟土？

最上层的人士吸进口鸦片，一般的官僚、富商吸云土，下层市民吸川土。

话剧《北京人》剧照

大烟鬼，夜里欢儿

至日寇侵华，北平沦陷后，鸦片烟馆索性公开在闹市街头设立，任凭中国人吸食（日本人则绝对被禁止）。

例如，北城交道口的北来香烟馆、地安门外公义烟馆、北仁记烟馆、西单北大街聚兴烟馆，东城隆福寺街的延寿堂烟馆等等。

他们都给日伪政府拿着高额捐税，以铺面门市向市民售卖烟膏、烟泡儿，并提供吸烟房间、床位。

有的还卖生烟土，谓之土药店，与熟膏店分设。当时，有钱人抽大烟不倒灰。据说，这样脸上不挂色。所以，从烟斗里挖出来的灰就照例卖给烟馆。烟馆则利用这些烟灰，掺在生烟土内重熬。

烟馆与饭馆、澡堂子的官座有相近之处，分雅座和普通座。雅座是用木板打上隔断，门口挂上短白布帘的单间。普通座是大厅明座。

每床二人，可以对灯吸烟。床上每边各设一枕、一铺垫，中间摆一烟盘，设带罩的铜质烟灯一盏，挑灯稔儿用的小镊子一把，烟扦子两把，铜烟铲一个，铜烟盒一个，烟枪一杆，上带黑陶或红陶烟斗一个。

雅座另设茶盘、果盘各一个，讲究的有仿明、清古瓷粉彩或青花的盖碗一对，茶壶一把。

有些瘾客，待钱花光了买不起大烟，就等着吸烟客的烟灰，或在大烟馆买点大烟留着，将酽茶水倒在大烟枪里，稍候半刻，就将烟枪里的茶水喝掉，以求过瘾。

再穷一些的瘾客就喝罂粟壳水，或将滤大烟的纸回收后熬汤喝，其毒瘾至极，可见一斑。

烟馆主要是卖晚座儿，大烟鬼向来是夜里欢，故烟馆经常是营业到半夜。自珍珠港事件后，日伪当局才规定宵禁，各行业均不得拉晚儿。到日本投降前夕，大街面上的烟馆都迁入了胡同。

从大烟鬼到白面客

日伪时期私烟馆多如牛毛，几乎遍布四九城的各个角落。

经营此业者，多系原来的吸毒者，把财产抽光了，想用羊群丢的羊群找的办法，捞捞老本。

凡到这里买烟、吸烟的人都互不道真实姓名，只以眼镜儿、小麻子、大下巴、胡子嘴儿等特征来称呼。

有的大烟鬼到一定时期就转化为白面客了，即由吸食鸦片烟改吸海洛因。因为抽大烟比抽白面花钱多，且抽大烟要有躺卧的地点和烟具，不太方便。而吸白面只以洋烟盒里包装用的锡纸卷上，用火柴一点即可。

更主要的是，白面比鸦片更能过瘾。当年，有的韩国人暗中设立白面房子，专门引诱中国人上这只贼船。

他们先下大本钱，免费送给烟客白面吸，等上了瘾，他们就要收钱了。

在日伪时期，当局对于开设白面房子的韩国人是明抓暗纵，韩国人的贩毒行为正中日寇毒害中国人的下怀。有时，表面上宪兵队去几个官衣儿八嘎丫路一通臭骂，韩国人伪装收敛几天，但过不了多久又照常营业。

戒鸦片后再吸者，死刑！

抗战时期，日伪华北禁烟总局即设于北平，其下又设有北方禁烟分局，管辖各土店、土膏行和土膏公会，统制鸦片烟膏的贩运、配给、售卖以及烟馆的开设。

日伪华北禁烟总局的设立明为禁烟，实为提倡，暗中收取着巨额利润，推行着日本帝国主义毒化中国人民的政策。

当时，北平约有土膏行店246家，烟民23000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禁烟工作，于1945年12月8日发出命令，限北平、天津三个月内一律禁绝烟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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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也在北平广播电台上配合当时形势教唱戒烟拒毒歌曲。他用美国歌曲三个小黑狗等调子，填上戒烟新词

我的朋友，朋友，请问大烟您还抽不抽

嗨，我说朋友啊，咱可别把人来丢，

从今以后打破烟斗，永远永远别再抽!

此次禁烟活动的惩处规定也十分严厉

对制、卖、运、藏毒品的处以死刑！

为人打吗啡或开烟馆的死刑！

打吗啡吸毒品的死刑!吸鸦片烟的五年徒刑！

戒鸦片烟后再吸的死刑！

收藏烟具或吗啡器具的十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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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这场禁烟行动对于烟毒社会是个狠狠的打击，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

但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将禁烟工作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所以一些被禁过的烟鬼很容易死灰复燃，烟毒之风又逐渐迷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