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牌坊是什么意思?贞节牌坊的由来

古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贞节牌坊？是谁制造的这副沉重的枷锁？在这场扼杀人性的闹剧中，宋明道学家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贞洁到什么程度的烈女可以旌表敕建牌坊？

也许，贞节牌坊是礼教制度下的专属产品，对于贞节牌坊，我们第一会想到的可能是，这又是一位可敬的伟大母亲。是的，每一座贞节牌坊下一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对于每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言，那一座座贞节牌坊就是一副副沉重的枷锁，是妇女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

秦始皇首建怀清台，旌表寡妇清的功德

秦始皇时，巴邑（现在重庆巴南区）有个叫巴清的寡妇，她是入选《史记货殖列传》的唯一女实业家。司马迁记载说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巴清靠经营丹砂产业发家致富，并响应国家号召，捐款修建长城，始皇帝念及清疏财忠国之大义，敕封为贞妇。清寡妇病逝后，始皇帝御笔亲题怀清台。后又令李斯明法规、正风俗，刻石旌表，倡导贞节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瑕，杀之无罪。

秦始皇所云贞节通用于男女，而且，有妇之夫若偷腥奸淫妇女，女子可以杀死奸夫，不受罪过之责。

南宋及其之前的婚配制度很宽松

西汉宣帝刘询、东汉安帝刘祜也有诏赐贞妇的先例。但彼时的贞妇，绝非特指宋代以后狭隘的贞洁烈女，因为那时候离婚再嫁、亡夫改嫁皆为寻常。比如西汉朱买臣妻子因嫌弃朱家贫穷要求离婚，朱买臣无奈休妻。后来发迹后，依然厚待前妻及其丈夫。

《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东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为仲卿母所遣回到娘家。当地官员闻听消息，争相为自己的儿子说媒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又有太守遣丞为媒人既欲结大义；东汉末年蔡文姬三度嫁人，也没遭非议。这些都说明，从秦始皇统一，到宋代之前，女子离婚再嫁和改嫁，属于百姓家居生活，没有纳入国家治理层面。

汉唐，尤其是隋唐统治阶层，都是由游牧民族政权转化而来，受游牧民族风气影响，生活相对开放，异性交往比较自由，光是唐代有名有姓的再嫁公主就有20多人。

宋代承袭晚唐五代遗风，皇帝鼓励享乐，官吏受到厚待，像柳永那样的落魄文人，尚可养妾狎妓。女性也没有后来的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的女德之规，贵族女子跟男子一样可以聚众娱乐，比如北宋政治家曾布的夫人魏夫人爱文学、喜热闹、办沙龙，亲近男士，李清照则乐与男士饮酒、放游。

但到了北宋，贞洁观急转直下。有人问程颐寡妇孤苦无依，可否妻之？程颐说曰男女相依为命，无妨。但就贞节而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娶了寡妇，男女都为失节。但他只是说说，他自己就一手操办，将守寡的外甥女改嫁他人。

司马光鼓励百姓女子读书，范仲淹不仅主张寡妇改嫁，而且还要给予补助，他的儿子死后，就是他做主改嫁给了学生王陶做妻子。

即便到了南宋，改嫁也很普遍，著名词人李清照离婚后改嫁张汝舟，唐婉与陆游离婚后再嫁赵士诚。宋孝宗皇帝还亲自主持再嫁寡妇的丧礼。由此可见，即便在理学一统天下的南宋，妇女再嫁也很正常。

宋代道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了专门针对女性的精神枷锁，新儒学先生们高自标誉，对前代婚配习俗大加鞭挞，认为汉唐贞洁观悖天理，不纯正，无礼法，讥之为脏唐烂汉，以至于贞洁观愈演愈烈，到了清代，严守妇道的贞洁观造成了女性的人间地狱。

从圣人朱熹和寡妇的命运，看道学的虚伪

这里的道学，不是老庄道学，也不是黄老道学，而是宋明理学之道学。

朱熹。南宋大儒、哲学家、大易学家、大思想家，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在配享孔庙祭祀的圣贤中，朱熹是唯一的一位非孔门亲传弟子。可见其儒家地位之尊崇。

有个叫严蕊的台州官妓，南宋词人，声色才绝佳，深得台州官场热捧。朱熹因与台州太守唐仲友学术相左而有隙，便以浙东常平使身份巡行台州，四处搜罗唐仲友伤风化罪证，弹劾唐仲友。

朱熹从严蕊下手，把她关押两个多月，严刑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未曾想柔弱女子坚贞不屈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此事因涉及两位大员，故引发朝野热议。宋孝宗审察案情，不偏不向，下了个无关痛痒的结论此秀才斗闲气耳，并将朱熹调离现任。直到岳飞的儿子岳霖任提点刑狱，才释放严蕊，并问其归宿。严蕊挥毫作《卜算子》一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判令从良，后被赵宋宗室纳为妾。现有戏剧《莫问奴归处》，久演不衰。

道学家们制定严苛的礼法，自己却不遵守。朱老夫子有两个尼姑做妾，大儿死，他与儿媳龌龊，致其怀孕。他哥哥去世后，为霸占哥家遗产，逼嫂改嫁，种种所为，为坊间所讥笑。宋宁宗降罪，朱熹上表认罪所言之罪俱在，承认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可见礼教之恶劣，圣人之虚伪。

寡妇如何度过漫漫长夜。朝廷有礼法，寡妇能守者，敕建牌坊，万古流芳；若禁不住寂寞，坐下伤风化之罪，则有浸猪笼游大街等种种刑罚，逼得寡妇们长夜青灯、暗自垂泪。

寡妇改嫁。我们从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的故事中，便可窥见封建社会的寡妇们的活守寡的悲惨与无奈。

举子朱耀宗，高中状元被招为驸马。照例要衣锦还乡，光耀门楣。临行前，朱耀宗奏明皇上，言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为谢母恩，奏请皇帝允许为其寡母陈秀英树贞节牌坊。皇上准奏。

朱耀宗将此事转告母亲后，朱母由喜转悲。后经一再追问，朱母方道出原委。

原来朱母早就跟朱耀宗的老师张文举私下约定，待儿子出人头地，就改嫁张先生。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只等跟张先生携手共度余生，岂料儿子给弄了个贞节牌坊。

朱母无奈，只是叹气道听天由命吧，今洗罗裙，明天若能晒干，便不改嫁；若裙子不干，就改嫁。顺从天意吧。

朱耀宗看天气晴朗，表示同意。岂料当夜天气突变，大雨倾盆，晾晒的裙子始终不干。

母亲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违啊。

朱耀宗将家中之事如实禀报皇上，请皇上治罪。皇上连声称奇道不知者不怪罪，天作之合，由她去吧。

我们无需考证故事的真实性，但这样的故事，的确是民情民意的表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孝，不过是一种自私的虚伪掩饰，只为自己考虑，何曾为老人考虑？

南宋以后贞操宗教化

南宋以降，贞洁观愈益偏狭，清代进一步将贞洁观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把贞洁观宗教化、法制化，让本就可怜的女人雪上加霜。

清代针对贞妇节女，颁布了专门法律《礼部则例》。该法对节妇的名称概念、申报、评审的标准要求、建坊审批等诸事项，均做出详细的明文规定，把女性贞洁观推向邪恶的极致。

《礼部则例》规定，从京师到各级官府，都要遴选优秀节妇，修建节孝祠和大牌坊，实行春秋两祭。对于特别突出事迹的，皇帝要御赐诗章、匾额和缎匹物资作为嘉奖，朝廷并地方都要载入历史。

《古今图书集成》对此作过详细统计宋代开始时，有节妇烈女152人，元代翻番到359人，明代猛增到27141人，清代更是遍地开花，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之多！

古徽州是全国牌坊最集中、最普遍的地方。徽州的一座牌坊建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牌坊上，镌刻着徽州地方几个朝代以来的贞节牌坊总数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

鲁迅感叹国人灵魂之病甚于肉体，故弃医从文。他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节烈这两个字，从前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之美称。后来专指女子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是跟着已故丈夫自尽，或因强暴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

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人们预设的种种规范，不过是道的虚华掩饰，宋明理学家们不顾自然人性，一味强调贞洁礼法，恰好标志着失道悖德，忠信的丧失，这正是导致社会祸乱的罪魁祸首。

统治者的愚民教化，贞节观的神秘化、宗教化，把别人家的妇女守节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女性即便未嫁，丈夫死必得尽节，遭到强暴不被打死就得自己寻死，这些道学先生们把自己的道德好恶凌驾于别人家女性的生命之上，别人不可以闺中望月园里看花，道学先生们倒可以妻妾成群，左拥右抱，真是民之悲哀，国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