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东格局的形成：阿拉伯的劳伦斯居功至伟
对于中东，我辈国人既熟悉又陌生。这是一片让我们迷惑的土地，我们收看了五十年有关中东局势的报道之后，仍很难搞清众多复杂的矛盾根源。而斯科特·安德森的这本《阿拉伯的劳伦斯》正好为我们解了惑，它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中东与西方世界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事件，正是这些故事，决定了现代中东的面貌。
左派视角
“帝国愚行”负有决定性责任
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英雄T.E.劳伦斯，早先曾有过一部同样题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作品，可算是传主的标准传记。而安德森的这部译成中文长达五十余万言的书，显然更接近于在西方颇有市场的历史类纪实作品，它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战争、谎言、帝国愚行和现代中东的形成”。
除了揭示全书主题之外，这部书的副标题还显示了作者的左派视角。显然，在作者眼中，正是“战争”、“谎言”和“帝国愚行”这三者对今日中东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帝国愚行”这一说法，更是毫不隐讳地凸显出了作者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现代中东问题的形成，主要应归咎于西方为榨取这片土地上的石油等资源而展开的殖民争夺战。这样的解释虽然并不讨巧，不过因为全书的叙述充满激情，细节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对史料的把握和运用恰到好处，充分展现了作者作为多次深入中东采访的资深战地记者的功力，反倒令人感觉到此种立场颇有几分站得住脚之处。
例如对于劳伦斯命运的探讨便是如此。他作为一位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英国军事指挥官，是如何统领起一支阿拉伯起义军队展开战斗，从而以“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形象为后世所铭记的呢？在作者看来，答案并不复杂正是西方人对于一战期间阿拉伯战场的忽视成就了他的伟业。用劳伦斯自己的话说，与战事宏大惨烈的欧洲战场相比，他所做的都只是“插曲中的插曲”。
基于同样原因，这样的故事在现代中东并非孤例。约翰·耶鲁，一名来自耶鲁家族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雇员，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的唯一一名美国一线情报官，对美国未来的中东政策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位犹太人农学家亚伦·亚伦森，以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效力为掩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为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人，同样是这本以劳伦斯为核心人物的历史书的重要角色。作者对此类传奇人物的描述使这部作品所呈现的现代中东的形成过程具有了更多的迷幻色彩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特殊的环境中，看起来竟然真的成为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决定性角色。
细节丰满
把握残酷的历史真相
虽然作者不否认这些年轻人对中东的面貌具有深远的影响，但真正对现代中东的悲剧命运负有决定性责任的，仍然是政客。而那些身在一线的执行者们，虽然曾经竭尽全力让政客们的构想变为现实，但迎接他们的个人命运却往往是悲剧劳伦斯的目标是让阿拉伯世界脱离奥斯曼人的统治，实现独立——这种发自肺腑的深爱使得他在离开英国之后更像是地道的阿拉伯人——但他最终失败了，不得不选择隐退，这样的结局未免让人心寒，感慨历史的主角仍然只能是那些大人物，其余人至多是棋子。而这也许正是历史、也是现实的残酷真相。
令人佩服的是，这部充满细节的好看的历史书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真相和细节的把握能力。比如作者指出，一战前的欧洲，早已是危机四伏，以至于各国政府会对任何一桩小事投入极大的精力。最典型者，莫过于各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居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地频繁插手看似无足轻重的埃及赫迪夫图书馆馆长的人选事宜，把它看作是影响将会对本国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却会忽视后来被认为是一战导火索的斐迪南遇刺事件。细细想来，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历史本就充满了偶然，当时人们认为的大事往往对历史大势无甚影响，反倒是在一些在发生时看似琐碎的事件对后世历史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推动力。
当劳伦斯知道他已无法挽回中东未来的悲剧命运时，他选择了隐退。丘吉尔在劳伦斯去世后所写的悼词中说“在我的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也许，这套说辞里包涵着政客的圆滑，但他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实时势能造英雄，也能毁英雄。而在被毁灭的英雄背后，是一个至今无法远去的时代和它留给世界的遗产。
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后,国家很穷，皇帝连四匹一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到，将相只能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色。面对这种现实，汉初统治者只有废除秦朝苛法，与民休息，恢复社会经济，才能使统治长治久安。，刘邦本人亲自参加了秦末农民战争，亲眼目睹了秦亡的过程，他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他叫陆贾写些文章，分析秦朝为什么会失天下，他为什么能够得天下。于是陆贾写了几篇文章，呈送汉高祖，称为《新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他在《无为第四》中写到“秦始皇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所似，他建议刘邦多给农民种地的时间，宽刑薄赋，与民休息。，刘邦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休养生息诏令，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薄敛赋税。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
节约财用。汉初，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迁徙豪强。刘邦下诏，将齐、楚两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强共10万人口，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供给耕田和住宅。
安定环境。加强边境的防卫，并向边境移民，这更使汉朝政权稳定，为开发边疆，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邦颁布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休养生息政策，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为“文景之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而使大汉皇朝逐步走向了“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