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林则徐才是ldquo;师夷长技以制夷rdquo;的首

　　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良策的第一人，究竟是谁?现在不少着作，包括一二种权威着作，都有如此类似的表述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事实果真如此吗?先看魏源本人如何说。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写道“先是，林则徐奏言‘造船制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长之技以制敌。此时，但固守薄篱，即足使之自困。若许臣戴罪赴浙，又能殚竭血诚，克复定海，以尉圣廑。’不报。”这段记载，把谁是首倡者说得明明白白，表明魏源有求真务实的史德。

　　但翻检《林则徐全集》，林则徐这份写于道光二十年(1841)八月二十九日被革职后请求戴罪赴浙效力的奏折中，并无“师夷长技”的话，而是这样写的“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裨益实非浅鲜矣!”“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道光帝在后一句话旁朱批道“一片胡言!”完全否定了林则徐制炮造船以制夷的主张。

　　为什么林、魏二人的表述文字如此不同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魏把林的言论用自己的语言概括表达了出来。一种是林怀着“正在奏请治罪，何敢贡献刍荛”(奏折中说)的心情，把“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明显地带有教训性质的话删掉了，措辞委婉些了。而魏看到的，是林被革职后在京口亲手交给他的奏折原稿。

　　林魏二人的关系

　　两种揣测，均无铁证可以坐实。但有几点可以说明问题。

　　一、林则徐是公开承认夷有长技的第一人。这是林则徐超越自诩为“天朝上国”、轻夷鄙夷、朱批“一片胡言”的道光帝，及一切夜郎自大的封建官僚的重要一步。林则徐在奏折中明确地报告道光帝英夷“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兵船是其长技。”林被革职后，虽一度留粤协力夷务，向主持军务的奕山提出了《防御粤省六条》，中云“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甚至在遣戍途中的洛阳还写信给苏廷玉，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设想“去冬与雪樵制买书，虽力陈船、炮、水军之不可已……当局果能师其意，同心协力而为它……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信中，明确表明了“师其意”的主张。当时，在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中，“有用夏变夷者，未用变于夷者也”的传统观念仍相当浓烈。林则徐冲破这种思想樊篱，勇敢地承认夷有长技，且欲“师共意”，足见他的政治的、时代的眼光非常敏锐。

　　二、林则徐是提出师夷三项基本长技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是林则徐亲手交给魏源的《四洲志》早就说过了的。林编译的《四洲志》说俄“比达王(现通译为彼得大帝)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这与魏源概括的三项完全吻合。

　　三、更重要的是，林则徐的上述师夷长技的言论，都发表在道光二十年八月被革职之前，而魏源的师夷言论，都在道光二十二年他撰写《圣武记》及《海国图志》之时。林、魏是朋友，更存在幕主和幕僚之间的辅佐关系。林则徐是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是一手处理广东夷务的封疆大吏，而魏源此时是个没有任何官职的普通文人，是个幕僚。从这点，也可看出谁是“师夷长技”的首倡者的玄机。历史事实似应是林则徐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首倡者，而魏源在林则徐充军塞外，一时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勇敢地充当代言人，成为这一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林的这一思想因魏的传播而留传，魏则因宣扬这一思想而扬名。

　　“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 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

　　低调娱乐部主要成员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胡适是”精英“们众口一词称赞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被认为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民族的“良知”，可是，只要你了解了他与那个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的关系，就可得出相反的结论。后来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但抹不去历史的污点。而汪精卫和周佛海则公开投敌，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