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佞臣奸相是如何一手遮天颠覆朝野的？
俗话说人有善始难有善终，大概做事虎头蛇尾是人的一种天性吧。遥想当年，春秋首霸齐桓公，为了成就一番伟业，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召见了有一箭之仇的管仲，齐桓公对管仲的才干十分钦佩，拜管仲为相，并尊为仲父。有了管仲的辅佐，齐桓公终于成就了霸业。当齐桓公问起管仲自己喜欢美色喜欢犬马会不会影响霸业时，管仲的回答都是“不会”。事实上齐桓公任管仲为相国后，也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晚年时期，他将齐国的财物美女尽情享用。管仲临终的时候，桓公问他谁可接任国相一职，管仲忧心忡忡。当时除了鲍叔牙之外，齐桓公身边已没有一位身体好的贤臣了。于是易牙、开方、竖刁三位奸佞深得齐桓公的宠信。
有一次，齐桓公对擅长烹饪的易牙说“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就是不知人肉是什么味道？桓公此言本是无心的戏言，而易牙为了博得齐桓公的欢心，竟然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用儿子的肉烹制菜肴献给齐桓公。齐桓公吃了用易牙儿子的肉烹制的菜肴，感到鲜嫩无比，便询问易牙“这是什么肉？”易牙说“这是臣儿子的肉，献给大王尝鲜”。齐桓公听了易牙的话，被他打动，认为易牙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亲人，从此对易牙倍加宠信。开方是卫国的公子，本可以继承君位，却来伺候齐桓公，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开方的母亲在卫国生活，齐国距离卫国只有几天的路程，而开方从未回国看望自己的母亲。齐桓公得知开方在齐国十多年不回国看望母亲，认为开方忠诚于自己，爱自己胜过爱母亲，对开方十分宠信。竖刁是一个宦官，他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忠心，自行阉割，进宫服侍齐桓公。齐桓公认为竖刁为了效忠君主而斩断了自己的命根子，忠心过于常人，对竖刁十分宠信。
管仲病危。齐桓公问管仲“在您之后群臣中谁可以担任国相职务呢?”管仲说鲍叔牙才能可以，但太正直，不会迂回，不能继承相位。易牙是个厨子，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国君，这种人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不能任用。开方抛弃自己的父母来迎合国君，这种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不能接近。竖刁阉割了自己来迎合国君，这种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真心对国君您呢？管仲去世之后，鲍叔牙不久也去世了，齐桓公把管仲的意见当成了耳旁风，亲近和重用了易牙、开方、竖刁三位小人，易牙、开方和竖刁三人把持了齐国的大权。齐国朝廷里乌烟瘴气，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不久，齐桓公病倒，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一连二十天起不了床。竖刁们以为齐桓公将不久于世，他们全面篡权的机会已到，于是便密谋把齐桓公禁于内宫，然后假传齐桓公命令，说“寡人染上了重病，不喜欢听到有人说话，必须安静休养，而不论是亲子还是臣民，一概不准入宫打扰，所有朝政国事，全待寡人病愈之后再行奏议。”
竖刁一伙将宫门也钉死堵塞，又在齐桓公的寝室周围垒筑起三丈高的围墙，把寝室与宫廷隔开以断绝内外消息，只在高墙下留一个小洞，是为了能探视齐桓公的死活。然后又派甲士负责守卫宫门，再也不让任何人入宫接近齐桓公。而让齐桓公在他的寝宫内像脱水的鱼一样干呆着等死。由于齐桓公的儿子们为争夺君位而彼此攻杀，宫中空虚无人，没有人有心思去管齐桓公。齐桓公饿死在深宫之中，到第六十七天，因尸体腐烂而滋生的蛆虫爬出了门外，人们才得知他已经死了。他死了以后，齐国的政治也开始昏乱起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霸业也付之东流了。可怜齐桓公英雄一世，只因为用人不明，信用奸佞。结果落了个功败身死的下场，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在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焚书”。“焚书”是对文化的践踏。因为书籍上所记载的各种思想不统一，有的甚至相互对立，所以统治者通过焚书可以消除异己思想。专制时代不仅政治上，文化也逃脱不了被专制的厄运。
提起焚书，一般人马上会想到秦始皇和清朝的文字狱。其实在历史上，大规模的焚书不止这几次，发生在南北朝的一次焚书就同样是文化史上的浩劫，只不过其他朝代焚书是为实行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这次焚书的起因则完全不同罢了。
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动乱的年代，朝廷走马灯似地更换，但和三国时期一样，政治、社会的动荡并没阻滞文化的发展，这时期的一些统治者的文化修养也较高。比如南朝梁的几个皇帝，虽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一塌糊涂，却都酷爱文学，周围聚集了一班文士，看起来一派风雅。萧绎，也就是这次焚书的主人公，是梁朝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与父兄一样爱写诗论文，尽管他们热衷的宫体诗格调低下，为后人所不齿，但在当时却风行文坛。萧绎为人“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虽骨肉，亦遍被其祸”。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萧绎心怀鬼胎，拥兵观望，坐视父兄围困敌手、先后遇害。接着，他又杀戮了好几个兄弟，终于在公元552年夺得帝位。可惜好景不长，皇帝只当了两年，北朝的西魏就攻进了梁都城江陵，他也被俘丢了性命。
做为一个残暴昏庸的君主，萧绎的死没人感到惋惜，可他临死前的焚书之举，却让有识之士扼腕不已。史载江陵城破时，萧绎将宫中十余万卷藏书付之一炬，还将宝剑在柱上击断，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何焚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萧绎的焚书是在个人陷入绝望境地而做的非理智之举，与秦、清等朝代为愚民而强令焚书有本质区别，因而后人也往往对其此举抱以宽容的态度。但从客观角度看，大规模的焚书必然是一场文化灾难。可以想见，一个醉心文学的皇室的浩瀚藏书中定然有一部份民间罕见甚至全国独一无二的珍贵典籍，这些珍品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对文化而言，无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说其罪甚于项羽之焚阿房宫，并不为过。
萧绎回答为何焚书的话则令人玩味。南朝时近乎病态的宫体诗盛行，文人普遍精神空虚堕落，萧绎也不例外。他一生写的诗文不少，可根本看不到反映动乱时代人民疾苦的作品，全都是些风花雪月之作。可以推想，他所读的所谓万卷书，其内容也不会出此范围。身为乱世中的统治者，毫不关心国计民生，而是成天沉迷于这类无聊腐化的文学中，不亡国才是怪事。这不是书的错，而是他读错了书。可是他至死执迷不悟，国破身死之日，还不反省自己的昏聩无能，反将亡国归咎于书。他这番话是不是后来常在神州暗流涌动的“读书无用论”的滥觞不得而知，仅以其所为所言而看，他确实是被所读的这万卷书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