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血写的报告】一份血写的报告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外界一直盛传的张志新的婚外恋确实存在，我在20多年前写那篇报道时，不可能提及这一点。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丝毫不觉得这有损于张志新在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形象。张志新在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人民大学学俄语。与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团支书的曾真相恋、结婚，后来调到辽宁。性格外向、浪漫的张志新与丈夫后来关系不是很亲密，文革刚开始时候，张志新和曾真是分成两派的。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后来告诉我，张志新有一次从沈阳回天津探亲路过北京，说起曾真，张志新还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