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简介：影响阿根廷最大的人

　　贝隆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仕途顺利。1930年代后期作为军事观察员在意大利服役。

　　1943年5月，作为陆军上校的贝隆在军官联合小组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声名鹊起。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劳动和福利部长。1944年2月，又被任命为副总统，陆军部长。

　　1945年10月9日，贝隆在军队内部的反对声中被迫辞职，并一度遭到逮捕。随即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17日贝隆被释放。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他以56%的得票当选总统。

　　贝隆上任后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他大规模扩大了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帮助建立了劳工总同盟。他将此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被人称为“庇隆主义”。他强烈地反对美国和英国，没收了这两个国家在阿根廷的大量资产。他致力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于1947年颁布了旨在发展国有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的思想成为了阿根廷政党中的主流。1940年代后期，在他的允许下，阿根廷成为了纳粹战犯的避难地。虽然贝隆在政治上右倾，但在1943年，他拒绝了使用军队镇压同性恋者。他还下令警察和司法系统对同性恋者采取宽容态度。他改良了探戈，还使卖淫合法化。

　　婚姻生活

　　1929年1月5日，贝隆与奥莱利亚·提宗结婚，13年后奥莱利亚死于子宫癌。1945年贝隆与伊娃·贝隆(即著名的贝隆夫人)结婚。在她的帮助下，贝隆在劳工和妇女团体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伊娃于1952年死于子宫癌(一说白血病)，年仅33岁。

　　1951年，贝隆获得连任。经济问题，高度的腐败，以及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他在1955年9月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下台后，他流亡到巴拉圭，后来在马德里定居。1961年，他与夜总会歌手伊莎贝尔·贝隆结婚。

　　回国发展

　　1950年代到1960年代，阿根廷政府更迭频繁，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动荡剧烈。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前期，政府未能使经济复苏，对亲贝隆的蒙特内罗(Montonero)的游击队打击不力，这些都为贝隆的回国创造了条件。1971年3月，拉努塞将军(Alejandro Lanusse)掌权并宣布将于1973年恢复民主宪政。

　　1973年3月11日，阿根廷举行了总统普选。贝隆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贝隆主义党取得了胜利，坎波拉(Héctor Cámpora)当选总统。7月13日，坎波拉宣布辞职，为举行新一届大选铺平了道路。9月23日，贝隆再度当选总统。10月，他宣誓就职，其妻伊莎贝尔出任副总统。新生的贝隆政权在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冲突中生存，由于贝隆的右倾立场，恐怖事件大量发生。政府不得不颁行一系列紧急法令以维持公共秩序。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法国13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意大利和爱尔兰各1人)，此事震惊中外，可谓案情特别重大，是清末教案中最重要的教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也是近代历史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之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拆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 《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涌、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名为张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据天津府的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前句是实，但重要的后半句却写入了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

　　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在刘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交涉及影响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注意东方事务，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足见中西文化差异甚大。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

　　这件案件的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朝廷以为法国接受李鸿章提出的条件. 认为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比较能干.于是往后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鸿章办理. 殊不知法国人只是因为普法战争失利. 才无暇讨处理教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