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第一诬告王江充：他凭什么告倒赵王刘彭祖
汉武帝中期，赵国邯郸有一个喜欢看蓝天的少年，叫做江齐。
江齐常常躺在草地上观看蓝天，胡思乱想，想象云端之上的宫阙到底如何金碧辉煌，向往宫殿里的神仙生活。那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江齐实在太喜欢蓝天了，以至于一有空就抬头看天，引得众人侧目。蓝天不是凡人上得了的，江齐只好咽下口水，琢磨怎么在地上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出将入相，把天上的美好生活搬到地上来。慢慢的，江齐成长为了一个权力欲很强的“有志青年”。为了在权力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江齐进行了充分地准备。他本来就长得高大，一表人才，智商很高，看人看事头脑清晰，为人处世很得体，现在通过刻苦地读书学习，写得一手好字和漂亮文章。在汉朝，只有当官的人才去读书写字。江齐希望进入官场的心思暴露无余。遗憾的是，周围的人都劝他“江齐，你别做梦了!你只是个平民小百姓，别痴心妄想当大官了，安安分分过日子才是正道。你再准备充分，也做不了官。”
江齐的家庭是“布衣之人，闾阎之隶”，是邯郸城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老百姓。西汉帝国的普通百姓只有两条道路进入官场。第一是荐举和征辟，官府定期会挑选品德高尚、孝行出众的子弟进入官场。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推荐的都是官场子弟，几乎没有平民百姓因为事母至孝而被提干。第二条更可行的道路是通过军功入仕。当时西汉帝国正在与北方强悍的匈奴铁骑作战，平民子弟参军，斩获一定数量的首级也可以升官封爵。江齐摸摸自己并不粗壮的胳膊，觉得一旦从军自己更可能成为匈奴人升官的筹码。这条路风险太大，也走不通了，而科举要在六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江齐入仕的道路被封死了。
江齐还是想出了一条当官的道路巴结高官显贵，得到特别任命。邯郸最大的官就是封在此地的赵王、汉武秦汉砖画里的一个杂役形象。这个小人物能够留下画像，并为千年之后的人所看到，帝刘彻的是一个奇迹。也许，他只是画家从千百个杂役形象中提炼出来的，没有具体的原型。异母哥哥刘彭祖。江齐认真研究赵王，发现赵王的太子丹是个声色犬马的好色之徒，于是将擅长鼓琴歌舞的妹妹献给太子丹作为自己前进的台阶。江齐的这一招很有效，他得到了进入赵王府的门票，成为了赵王的座上宾。只要江齐好好展示自己的能力，为赵王父子解决某个难题，就极可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委任状。
江齐的发迹之路会这么顺利吗?我们先来看看日后被追谥为赵敬肃王的刘彭祖是什么角色。史书不客气地称刘彭祖是“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的卑鄙阴险人物。政治场不像江齐想象得那么单纯，不知道江齐在研究赵王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这一点。刘彭祖掌权六十多年里，朝廷派到赵国来的相国和其他官员，没有一个人得到善终，“大者死，小者刑”。为了监督分封地方的藩王，朝廷向各封国任命了许多相国、长史等官员。有新官到邯郸上任的时候，刘彭祖都穿上帛布单衣，亲自迎接，表现得恭顺尊重，暗地里却“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下套让新官犯错。新官往往丧失警惕，多少有违规或者犯忌的言行。刘彭祖就将之记录在案，要挟朝廷命官听命于自己，不然就向朝廷告发。刘彭祖凭这一套在邯郸作威作福，欺行霸市，还杀人越货，拼命捞钱，富可敌国。而地方官员则提心吊胆，都不敢揭发赵王的劣行。赵太子丹和父亲相比，有过之而69 不及，不仅贪财好色，还淫乱，甚至连亲妹妹和父王的嫔妃都不放过。和刘彭祖、太子丹这样的人相处，江齐的日子并不好过。
江齐满怀平步青云的梦想进入赵王府，实际是深入虎穴，危机四伏。
江齐有事没事就往赵王府跑，成了王府很活跃的宾客。他是想混个脸熟，希望王爷赏个差事，对逐渐掌握的王府里的丑闻也三缄其口。
江齐自动站到了赵王父子的战壕中，赵王父子却警惕地看着江齐这个出身卑贱的陌生人。江齐来得越多，知道的丑闻越多，太子丹就越担心，担心江齐把自己的丑事揭发出去。在太子丹看来，江齐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是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所以最保险的方法也最直接杀死他。太子丹先下手为强，对江家举起屠刀，捕杀了江齐的父亲、兄长。江齐头脑灵活，跑得快，躲过了捕杀。
江齐应该感谢杀父仇人太子丹，太子丹把江齐逼入绝境，让他彻底失去了当赵国小吏的机会，反而逼他凤凰涅磐到更大的天地里搏击天下，获取了惊人的功名。
江齐比一般人强的地方是，他没有像一般跑路的人那样逃到匈奴地盘上，而是改名为江充，选择了向西南逃亡入函谷关。遭到赵王势力的追杀，被抄家逃亡后，江充在政治上博弈的筹码似乎完全丧失了。但权力欲依然没有让他放弃。江充觉得走高层路线的战略没有错，现在的失败是投靠错了高官导致的。既然赵王父子不能投靠了，那就找比赵王更厉害的角色。江充在绝境中还保持清醒的头脑，决定去京城长安告御状。
江充觉得告御状必胜。因为汉武帝是追求强权的专制君主，抑制贵戚，反击匈奴，想方设法收回藩王的权力。江充相信即使是亲兄弟，汉武帝也是猜忌赵王的。只要有真凭实据，小人物也能扳倒赵王。江充于是选择太子丹为切入口，告发他与妹妹和父王的嫔妃通奸淫乱、勾结地方豪强狼狈为奸，证据凿凿。
在汉代，平民告藩王是惊天动地的大案。旁观者都不看好，江充则信心十足。
果然，长安的官府听说有人告赵王，没有阻拦，直接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希望听到官吏汇报之外的有关赵王的内容，对赵王这个哥哥戒心满满，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江充的控诉。他耐心地看完江充的长长诉状。江充的文章写得很好，把案子说得很清楚，塑造了一个罪恶滔滔的太子丹的形象。汉武帝阅完大怒，下令包围赵王宫，收捕赵太子丹，严厉处治。太子丹很快被判死罪。刘彭祖为了救儿子，上书称“江充是个在逃小吏，以奸诈欺罔，激怒圣上，志在报复私怨，虽烹之醢之，计犹不悔。臣愿挑选赵国勇士，从军征伐匈奴，极尽死力，以赎太子丹罪。”赵王服软了，交出了军队，汉武帝的目的达到了。太子丹被免了死罪，废黜太子位。
案子结束后，汉武帝对诉状的大胆、得体和通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看原告是一介平民江充，好奇地下令召见。江充不是官，不需要穿统一的官服，理论上爱穿什么就能穿什么。接见的那一天，江充别出心裁地穿着纱袍，围着裙裾，戴着插有羽毛的步摇冠，加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汉武帝一见就称奇，对左右说“燕、赵固多奇士。”谈话中，汉武帝发现这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头脑清晰、回答干脆，很欣赏。汉武帝问江充如何应对强悍的匈奴人。江充回答说“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外交错综复杂，难以预测，最管用也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见机行事、因变制宜了。江充对匈奴问题没有专门研究，但有这样的见识完全是头脑清醒的体现。见汉武帝对匈奴问题头疼不已，江充自愿要求出使匈奴。汉武帝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使者(匈奴人常常无故扣押汉朝使节，朝野大臣视之为畏途)，见江充主动请缨，大为激动，当场应允。江充顷刻跃升为帝国使节，初步实现了当官的夙愿。更重要的是，汉武帝把江充的名字列在了忠臣干吏的名单里。
如果说状告赵王是一次豪赌，江充取得了彻底的、巨大的胜利。
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江充的迅速窜红，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汉武帝的心理状态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已走上了正轨，各项制度和大臣们都循规蹈矩，在雄心壮志、作为不断的汉武帝看来，不满的就是整个朝廷浑浑噩噩、僵化不前。江充言行符合刘彻期望中的大臣形象，带来了一股清风。他这样的异类分子最容易出位了。
巨大的成功让江充感悟出了两点经验第一就是底层百姓要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就必须效忠皇帝。“效忠皇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自保和发达之道，要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第二，单单和皇帝保持一致是不够的，还要发挥能力为皇帝办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忠诚71 下属只能是上司的应声虫，反而会拖累了上司。江充不想做那种人，决心继续揣摩汉武帝的心思，办事，办好事。
江充就把出使匈奴的差使做得很好，归来后向汉武帝提供了许多匈奴的情况。汉武帝很满意，破格提拔江充为“直指绣衣使者”。直指绣衣使者也叫作绣衣直指御史，是西汉侍御史的一种。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使者出使时持节仗，穿绣衣，以示特别和尊宠，表示这是皇帝派出的专使。绣衣使者的官位很小，又不是常设官员，看起来权小位低，但因为是汉武帝为办理专案特设的，直接向皇帝负责，很能震慑大小官员。而汉武帝交与江充的具体任务就是督察贵戚近臣们奢侈逾制的事。
江充的这个使者做得怎么样呢?后世的评价者批评江充只会“卖直邀宠”，大致是说他这个人立功心切，做事不讲情面，专找显贵大官的麻烦。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纠劾驰道犯禁的贵族。驰道是按照“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修建的高等级公路，专供皇帝驰行，臣民不得使用。皇帝一个人用，驰道的利用率就很低，浪费了那么好的硬件，日常交通，贵戚大臣往往犯禁占用驰道。官府乃至历朝皇帝也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江充却奏请汉武帝，今后若有在驰道上犯禁的，便要将车马没收，把人送往征伐匈奴的军队去。汉武帝觉得这是维护帝王尊严的大好事，批准了。江充便在驰道上布下了一张黑网，大肆捕捉驾车驶入驰道的车马，逮捕了大批贵戚及其子弟，其中包括汉武帝的姑母、陈皇后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和汉武帝长子刘据。江充将许多贵戚子弟押送到由皇帝直辖的北军服役，列入出击匈奴立功赎罪的黑名单。于是“贵戚子弟惶恐，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汉武帝同意贵戚人家以钱赎罪，一下子收入了数千万的财富。当时官军正在为军费发愁，江充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又解决了军费难题。江充还严令门卫禁止达官显贵自由出入宫殿。汉武帝更喜欢江充了，认定他忠诚正直，奉法不阿，决心重用，再?破格提拔他为水衡都尉。
江充威震京师，博出了位，但到地方任职后离开了皇帝的直接保护，立即招致了仇家的陷害。不久，江充就因为亲戚的违法行为受到株连，被免官。江充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汉武帝会记起自己的。刘彻需要敢办事的江充。在明哲保身、争权夺利的宫廷中，能够找到敢办事的人相当困难。果然汉武帝很快召回了江充。经历这次挫折后，江充更坚定了先前的两点感悟，有恃无恐地沿着老路走了下去，发展到在汉武帝晚年大肆整顿巫蛊，陷害太子刘据，引发了“巫蛊之祸”，让长安城血流成河。江充最终被刘据杀死。
江充以“贼臣”、“大奸”之名遗臭万年。即便有些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中。对汉武帝来讲，江充不是奸臣也不是贼臣，而是忠臣。其他人可以背叛汉武帝，但江充的一切都是汉武帝特赐的，汉武帝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支持者。他不可能背叛汉武帝，那样只会自毁长城。江充惩罚贵戚显贵是抓住了皇帝强化皇权的心思，借巫蛊之祸打击太子实力是因为皇帝对太子怀疑猜忌，都是在办汉武帝心里想的却不好做的事情。他的“奸”和“贼”是因为替皇帝背黑锅(大臣们不能骂皇帝就只能骂具体办事的人)，跟着皇帝一起犯错误(巫蛊之祸死了数万人，汉武帝和江充都有责任)。他太紧跟皇帝，太抛头露面干事了。
可作为出身贫寒的江充，如果不紧跟皇帝，不努力办事，又怎么能飞黄腾达呢?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39 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曾高中一甲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补了内阁中书一职，长期在京为官。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疏通上下环节。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对他很同情，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秋后并未处决。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杀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闹八国联军时，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得到慈禧同意释放。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死了。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个多世纪后，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他就是鲁迅。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此案，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不需要钱，行贿案就不会发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他需要这笔钱。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
京官们实在太穷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丁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41 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的就是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有人说，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有灰色收入。工资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贪赃舞弊，狠赚一笔，改善财政窘境了。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比如曾国藩、徐世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当官的必需)又缺钱少粮(客观情况使然)的窘迫生活，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日后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去求见抚台大人。没名没钱，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伊里布倒没闲着，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后，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主政云南，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不禁感慨万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科场案发生后，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绍兴人，也喜欢骂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骂官场陋习，骂俸禄太少。除了骂人，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清朝末期，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照此算来，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六百八十一两八钱。而在光绪初年，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铭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43 到。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而是实在手头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钱了。
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骂官场，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