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的社会影响：如何评价唐朝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的社会影响

　　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变，而且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在牛李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牛李党争的评价

　　两党政治争夺战，开始于唐宪宗，互有更迭，大致来说，唐穆宗、唐敬宗二朝为牛党得势之时;及至唐文宗时，党争最烈，有时两党之人同朝为相。唐武宗时，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时，则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牛李党争不复载于史册。

　　两党人士虽然在政治上互相倾轧，然其不似今日政党，有党纲、党员名册，为政治理想而争，牛李党争的性质为权力之争，两党的差异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最重要为对边患和藩镇问题的争议，主战、主和的不同。

　　牛李党争虽和宦官党派之争互为表里，然自甘露之变后，宦官们自成一气，同类相聚，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虽使得牛李党争自宣宗以后不再出现，然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酿成崔胤结合朱全忠杀尽宦官之举，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是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二是如何对待藩镇。

　　牛李党争的分析

　　陈寅恪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史学界大体上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

　　岑仲勉

　　唐史专家岑仲勉认为所谓的“李党”，应该指的李宗闵党。在他看来，李德裕无党。他的主要证据有

　　武宗即位后，重用李德裕，将杨嗣复、李珏两位宰相罢免。这二人被认为是牛党。此时李德裕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而是力劝武宗对他们从轻发落。在李德裕任宰相时，有人向武宗推荐白居易担任宰相。李德裕认为白居易年龄太大，建议武宗拒绝。但他又推荐白居易的族弟白敏中，而白敏中被认为是牛党的重要人物。事实上，白敏中后来确实参与了迫害李德裕的活动。

　　赵翼

　　清朝赵翼认为，“李”指的是李宗闵。

辽宁一位历史学者最近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仿效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并以此为开支巨大的侵略军费提供财源。

“日本实施的鸦片战略，是其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朗说，日本此举目的一是牟取巨额利润，为全面侵华战争筹措军费；二是毒化和摧残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泯灭东北人民的反抗意志。

赵朗自2005年以来一直从事有关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侵略问题的研究，在东北各地查阅大量材料，并从《满洲国政府公报》《盛京时报》以及伪满政府档案中找到了鲜为人知的史料。

赵朗说，日本在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可上溯至日俄战争之后。自1905年日本占领旅大地区（日本称为“关东州”）和攫取“南满铁路”起，这些地区就成为日本向内地走私毒品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随后又公布《鸦片法》与《鸦片法施行令》，从而正式确立鸦片专卖制度，并规定“出售鸦片以及制造鸦片烟膏与药用鸦片，均由政府专行之。”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线需要巨额军费，日本在东北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和贸易量。1943年、1944分别达1200万两、1500万两。日本通过大肆贩毒、制毒所攫取的财富，不仅是伪满政权的财政支柱，也成为日本支撑侵略战争的财源。

据初步统计，1932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7万元，1939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39亿元，1940年-1944年共收入5．3亿元。赵朗说，鸦片战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以毒养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