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妻子黄蕙兰的奢侈生活：戴80克拉钻石项链

　　本文摘自《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作者杨红林，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北洋政坛上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年许多人鼓动顾维钧出面组阁，事前有人问政坛元老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结果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不久，顾维钧果然组阁。

　　段子里的顾夫人，正是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黄女士乃当年亚洲“糖王”黄仲涵的掌上明珠，这桩婚姻自然给顾维钧带来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读过黄蕙兰晚年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我们不由感慨，什么才叫真正的豪富，什么才叫真正的“富二代”!按理说顾维钧的父亲顾溶也算上海滩著名的商界人士了，其家底也算颇为殷实。但若与黄家相比，简直就只能算是个小财主了。

　　关于顾维钧与黄蕙兰的相识、结合及分手，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黄蕙兰的家族背景以及她的少女时代。

顾维钧

　　黄蕙兰的祖父黄志信白手起家，1863年，他开办了“建源栈”商行，主要经营印尼与之间的物资贸易，很快赚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凭借着父辈奠定的基业，黄仲涵进一步将家族的事业发扬光大。1924年7月，这位华侨巨富病逝后，据称其留下的遗产估计达两亿荷盾。

　　与当时很多海外巨富类似，黄仲涵可谓妻妾成群，他前后共娶了8个妻子，子女多达26个。而在这些子女当中，黄蕙兰无疑是黄仲涵最钟爱的掌上明珠。这不仅因为黄蕙兰是他的原配夫人所生，更因为这个女儿的性格做派等方面都颇有他的风范。

　　身为一名“富二代”，黄蕙兰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其成长经历也格外与众不同。

顾维钧与黄蕙兰

　　据黄蕙兰回忆，还在她不满一岁时，父亲就凭借着雄厚的财力打破印尼当地多年来对华人的限制，在白人殖民者的居住区内修建了一处巨型豪宅。该豪宅占地达两百英亩，装修陈设华丽无比，甚至超过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王宫。黄氏豪宅修建了令人惊叹的花园，常年有50名园丁负责维护。每当花园内的奇花异木盛开之时，就连泰国国王和他的女眷们也前来黄家参观访问。由于家中往来人员众多，黄家特地备有中欧两式厨房，其中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每当小黄蕙兰与父母一起进餐时，总会有一名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

　　作为嫡出的千金，黄蕙兰从小就得到父亲特殊的宠爱。而母亲由于同父亲感情不合，更是将全部的爱倾注到她身上，这种爱的举动有时甚至显得太过疯狂。黄蕙兰3岁那年，母亲居然送给她一条配有80克拉大钻石的金项链，以至于直到保姆发现这条沉重的项链硌伤了孩子胸前的肌肤，母亲才将其收起来。对于母亲的这份礼物，黄蕙兰一直精心保管着。有趣的是，后来当黄蕙兰的朋友们有幸参观这条项链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你应该用公斤买钻石，而不必用克拉作单位!”

　　尽管得到父亲的宠爱，但由于父母感情破裂，黄蕙兰从小就跟着母亲周游世界。正是在这种四海漫游的过程中，她一天天长大，出落成亭亭玉立、特立独行的富家小姐。

　　与许多家境优裕的富家小姐一样，少女时代的黄蕙兰在感情方面也经历丰富。早在14岁时，情窦初开的她就在旅途中与一名富家少年相爱，后经父母查明此人已有婚配，这段恋情才不了了之。不久后，黄蕙兰又随母亲前往欧洲与姐姐黄琮兰、姐夫简崇涵聚首。因为黄氏家族在巴黎、伦敦等地都设有分公司，并购置了多处不动产，母女俩便常年在这些城市活动，与当地上层人士多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黄蕙兰几乎未曾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但由于父亲多年间不断为她聘请各个领域顶尖的家庭教师。在长大后，这位富家小姐不但精通荷兰语、马来语、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而且音乐、舞蹈、书法甚至骑马、开车样样出色。在巴黎、伦敦的社交界，这位富有东方风情的小姐很快就成为活跃的明星，受到众多异国青年的追捧。不过母亲却一再告诫女儿，她将来的结婚对象必须是人，黄氏家族绝不可能接受异国婚姻。可是，以黄蕙兰如此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加上她亦中亦西的个性，要想在华人的圈子里找到如意郎君，还真是个问题。就这样，黄蕙兰虽然度过了快乐的少女时光，却一直待字闺中，转眼就快迈过20岁的门槛了，按那个年代人的标准来看，难不成要沦为令人望而却步的“剩女”吗?幸运的是，黄老妇人的忧虑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女儿的真命天子很快就要降临了。

　　1915 年5 月15 日，农历乙卯年四月初二，星期六。

　　这天下午，地处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虹口体育游戏场内热闹非凡，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万多名观众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原来在这天，由承办的国际性体育赛事——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将在这里的靶子花园开幕。

　　众所周知，早在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就在希腊雅典举行了，不过参赛国里面并无亚洲国家的身影。实际上还在1894 年时，希腊王储和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曾代表国际奥委会向清政府发出过邀请。不过当时的清政府正忙于同日本(同样缺席此次奥运会)进行甲午战争，再加上当权者根本不知道体育为何物，对邀请并未作任何答复。直到1898 年戊戌变法后，国人才逐渐对现代体育有所了解。特别是在一些教会学校以及西方人士的影响下，体育事业在有所开展。

　　1913 年2 月，在亚洲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刚成立不久的远东体育协会在菲律宾举办了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本届运动会有中、日、菲三国参加，以奥运会为蓝本设置了8 个项目。尽管是参加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但代表团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总分超出日本位居次席。不过由于当时信息传播手段落后，加上国人的关注度不高，国内对于此次运动会的报道并不太多。不过到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时，由于是承办国，因而很快就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体育热潮。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举办时的宣传画1915 年，按照之前的协议，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这也是举办大型国际赛事。而为了筹办这次盛会，身为远东体育协会会长的王正廷几乎费尽了心力。

　　王正廷(1882—1961)是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早年曾留学美国，民国初期曾历任工商部次长、参议院副议长等职，后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1919年巴黎和会时，他与顾维钧等同为全权代表之一，并因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而广获好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王正廷曾长期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在政界担任要职的，王正廷还是一位著名的体育活动家。早在1912 年，他就被推举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籍总干事，并利用这个舞台积极从事现代体育的推广事业。作为“远东体协”的发起人之一，他参与了历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工作。1920 年，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1922 年，经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推荐，王正廷被推举为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也被称为近代的“奥运之父”。

　　1915 年，由于袁世凯解散国会，王正廷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活动。恰好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王正廷便将全部精力投入筹办活动中。

　　由于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既不熟悉国际体育赛事的组织流程，也没有相应的物质保障，结果几乎所有的重担便落在了王正廷身上。令人尴尬的是，即便是在经济最发达、社会最开放的大都市上海，居然也没有属于人自己的体育场。王正廷后来回忆此事时抱怨道“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人自己所有的像样的运动场，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充数。” 好在他通过自己广泛的人脉，总算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使得运动会能如期举行。，王正廷还利用自己的声望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对此次运动会予以支持。正是由于他的号召和呼吁，大总统袁世凯带头捐款2000 大洋作为运动员训练和食宿之需，并单独捐出500 大洋作为从美国夏威夷回国参赛的华人棒球队的经费。受此影响，副总统黎元洪以及政界名流孙宝琦、熊希龄、萨镇冰、唐绍仪、章宗祥、虞洽卿等纷纷慷慨解囊，并答应被聘为赞助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