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盗版书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盗版这一现象，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请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意思是说，剑南两川和淮南几个地方，居然擅自印历书的盗版，必须得下令禁止才行。

　　在古代，历书是很重要的，农民耕种都需要依历而行。万一历书印错，种地要出大乱子。唐代的历书由钦天监逐年发布，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公布呢，盗版历书已经在各地乱飞了。朝廷对此事很紧张，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立刻下令禁毁缉拿。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黄巢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朝政都顾不及，更别说历书这点小事了。于是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

　　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他觉得一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给撵出公堂去了。

　　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

　　到了宋代，盗版更加猖獗。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你说这得有多猖獗。

　　朱熹都被盗版商整过，朱熹的表侄子，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朱熹这表侄子叫祝穆，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书刚出不久，便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

　　祝穆大怒，告去官府。

　　官府连忙发布公告“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官府将盗版商绳之以法，算是给读书人出了口恶气。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这么严格的审核，实在是因为被盗版商给整怕了。那些商人不管校对，印刷又糙，纸张也不好，经常错谬百出，误人子弟。

　　有个段子。宋人曾经遭遇过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经》，前头几页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一句，“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怎么回事?一查，原来这是拿串了雕版，稀里糊涂愣是把释道经典给搁一块了。也好，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关于盗版的质量问题，历朝历代没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轩论词》里讲了个故事，说《朝天续集》有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后来被麻沙本给盗了，错写成了“淮阴未必减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宋朝麻沙这地方，是盗版书的大本营。到了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这就是生生看盗版书把眼睛给看近视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还讲了个考辩的故事“……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标准的盗版。

　　所以这盗版之惑，自古已成痼疾，时至今日，愈加猛烈。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彻底泯灭，恐怕是每一个爱书之人都常思之而不可得的疑问吧。(文/马伯庸)

　　三世同堂、天伦之乐，就是我们普通人所羡慕的了，四世同堂就更难得了，五世同堂几乎世上少见，笔者此生以来唯一一次见过一个六世同堂的家族，在广西巴马的长寿村，最长者是个110余岁的老太太，健在寿星里排前几名的;可历史上竟有一个九世同堂的家族，他自然也是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九世同堂家族(至少是有据可查的)。他就是唐朝的张公艺。

　　张公艺(577—676)，郓州寿张(今山东台前县孙口乡桥北张，一说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人，汉初“开国三杰”之一张良第26世孙，历北齐、北周、隋、唐4代，享年99岁(虚岁百岁)。《旧唐书》有记载。另据《资治通鉴》“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部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

　　张公艺九代同堂，子孙繁众，人财两旺。对这个大家庭，周围相邻都交口称赞。有说当家人公平、管理有方的，也有说一家人团结、品德高尚的，热议远扬，遐迩闻名，甚至惊动了当朝皇帝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趁去泰山封禅，一同前来查访。

　　只见他们整个家族住有400个生活区，土地及一些财产完全归集体所有，男女服装统一制作，据个人可体而选。凡有探亲的妇女，无论谁的孩子，不管亲疏，只要近在身边，就携带而去，展现出团结义气的良好家风。

　　张公艺还向唐高宗介绍了家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九世同堂，全家有900多人口共享餐饮，每到吃饭时间便以击鼓为令，群坐餐厅，予以内外，男女分别入席，老人在上，晚辈在下，儿童另设桌凳，谦恭礼让，上下仁和，雍睦熏蒸。”

　　唐高宗想考验一下张公艺治家的本领，便取俩梨，看他如何处理。张公艺接过，遂让家人用石臼粉碎，入缸注水，鸣鼓集合全家，每人用小匙饮汁一口。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家人都可以尝到。这些记载，至今画在"百忍堂"的墙壁上。

　　这个大家庭不但人义气，连家畜也与别不同，养犬百只亦效家风有序，缺一不食。据说，唐高宗当时就看了喂犬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有“张公艺家的狗缺一不食”的说法。

　　唐高宗经过各方面的观察，非常钦佩，认识到此家族确实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当唐高宗问张公艺治家秘诀时，他写了100个"忍"字，并详细说明了"百忍"的具体内容:“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闹分居，婆媳不忍失孝心……”

　　唐高宗深受感动，亲书“百忍义门”四个大字赞颂之。

　　当时一代才子、唐朝“草圣”张旭题诗曰“张公书百忍，唐朝著勋名。天子躬亲问，旌表悬门庭。洪都是故郡，清河脉长存。儿孙须当记，族远诗为凭。”尔后该族人便以“百忍”为族徽。其族望还有清河、亲睦、冠英、燕贻、孝友、敦睦、敬宜、流远等堂号。

　　千百年以来，张公艺及其大家族倍受历代人民的尊敬，传为美谈。至今，他所写的“百忍歌”，还在当地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在当今建设两个文明的时代里，仍有其巨大的新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