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为什么宣扬ldquo;同日生的就是夫妻r
《红楼梦》作者一枝生花妙笔，非常善于写日常琐事，譬如书中写过许多人物过生日的场面，却又特犯不犯，生动鲜活，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如王熙凤 九月初三，薛蟠五月初三，探春三月初三，宝钗正月二十一，黛玉二月十二过生日，事情本身大同小异，但其中故事却绝无雷同。尤其是对小说第一男主人公贾宝玉过生日的描写，可谓花团锦簇，特色鲜明。其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作者刻意宣扬“同日生的就是夫妻”!
宝玉过生日的故事，集中发生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和六十三回中。作者没有明确交代宝玉过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只说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贾宝玉和薛宝琴是同一天过生日，舅舅王子腾给宝玉送来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王熙凤送的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薛宝琴得到的礼物也不少，姐妹们或送一扇的、或送一字的、或送一画的、或送一诗的，倒也十分体面周到。
贾琏的通房大丫头平儿来给宝玉拜寿，袭人告诉宝玉“今儿也是他(平儿)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史湘云随后又想起来，邢岫烟也是今天过生。贾探春恍然大悟，忙说“我怎么就忘了?”立刻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大观园中众姐妹为了庆贺宝玉生日，也为薛宝琴、邢岫烟、平儿祝寿，白天在红香圃里摆了四桌酒席酣畅饮宴，以致湘云酒醉眠石、满身落花，梦中还在行酒令;继之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闹得芳官酒酣面红、身体不支，合衣睡在宝玉床上。
就在群芳开夜宴之际，妙玉悄悄让人送了一张生日拜帖，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闹得宝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如何回复才好。路上碰到“颤颤巍巍”的邢岫烟后，向她讨教，方以“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的形式，把谢帖送了回去，深得妙玉芳心。随后大家又发现，与邢岫烟已订婚姻关系的薛蝌，生日也是在这一天。薛蝌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寿面，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两家皆治了寿酒, 互相酬送,彼此同领生日祝贺。
就在众人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之际，却不料日后发生了因生日问题，丫鬟四儿被逐的不幸事件。四儿是宝玉房里的小丫头,原名芸香,袭人给她改名蕙香，宝玉嫌俗气，又给她另改名为四儿。四儿这个丫头聪明乖巧、伶俐可人,总是想着法子笼络宝玉。就在宝玉生日这一天，因她也是同一天的生日,背地里说了一句“同日生的就是夫妻”,被人背后告诉给了王夫人。王夫人勃然大怒,大骂小蹄子勾引坏了宝玉，立即将她撵出大观园,让家人领了回去配人。
宝玉生日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牵扯了形形色色的那么多人，作者明写宝琴、平儿、岫烟三人和宝玉同一天生日，暗写薛蝌和岫烟未婚夫妻同一天生日，结以“同日生的就是夫妻”，这些刻意描写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奥妙呢?原来，在《红楼梦》作者洪昇的生活中，特别是蕉园诗社十二钗中，确实有诸多同日生的姐妹，互相庆贺生日的活动很频繁。还曾经发生了两件“同日生的就是夫妻”之佳话，令洪昇终生刻骨铭心，也在艺林传为美谈。
洪昇(字昉思，号稗畦)的生日，确实如《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生日一样，是在“地陷东南”(顺治二年清军下江南)那一年的七月初一，正是个《红楼梦》书中交代的“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的日子。而洪昇的爱妻，也就是他的嫡亲表妹黄蕙(字兰次)，生日与洪昇同年同月晚一日，大家都戏称他们为“生日相同的夫妻”。就在洪昇与表妹黄蕙成亲的那天，师友张竞光、诸匡鼎等人赋《同生曲》庆贺，骈文大师陆繁弨为之作序，一时传为艺林佳话。
张竞光在《同生曲为昉思作》诗中，热情洋溢地说“高门花烛夜，公子受绥期”。“仙郎重意气，静女整容仪”。“含思连枝树，相看并本芝”。“眷恋无窮已，绸缪有独知”。洪昇的启蒙老师陆繁弨，在其四六骈文《同生曲序》中，更饶有趣味地说“及门洪子昉思暨妇黄氏，两家亲谊，旧本茑萝;二姓联姻，复称婚媾。婿即贤甥，仍从舅号;侄为新妇，并是姑称。玉镜新闻，情自深于披扇;章台埽去，事或盛于画眉。”
这场亲上加亲的婚姻，也是“同日生的夫妻”结缡，可谓风雅多情，皆大欢喜。洪昇自己在《七夕闺中作四首》中，也满含深情地说“忆昔同衾未有期，逢秋愁说渡河时。从此闺阁长携手，翻笑双星惯别离”。洪昇夫妇的一生，虽然前半生生活优裕，后半生困顿坎坷，但终生相濡以沫，爱情历久弥坚，正可谓“白首双星”。也正是这种终生不离不弃的夫妻情，才令洪昇对“生日相同的夫妻”终生念念不忘，也信笔写入《红楼梦》书中。
事情还不止于此，据章培恒教授《洪昇年谱》记载“稗畦表弟钱杏山与妇林亚清，亦中表结姻者也。钱长林三岁，俱五月十一日生。至康熙甲戌，稗畦夫妇五十，亚清亦四旬，稗畦为作《后同生曲》，艺林传为佳话”。钱杏山名肇修，林亚清名以宁，均为洪昇的表弟表妹。稗畦就是洪昇，为钱林夫妇所作的《后同生曲》，与自己的《同生曲》前后交相辉映，在文坛俱足千古。《红楼梦》书中的薛蝌和邢岫烟这一对儿“生日相同的夫妻”，也正是按照钱杏山与林亚清夫妇为原型创作的。
这两对儿“生日相同的夫妻”，均出生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出身于洪顾黄钱四大家族，不仅互相之间都是中表亲，而且志趣爱好相投，青少年时期两结蕉园诗社，留下了诸多风流故事。洪昇夫妻寄居北京期间，林以宁曾有一首《寄表姊黄兰次燕都》，诗中说“君不见会稽有高士，庑下常依栖。举世人莫知，知者乃为妻。”诗中的“会稽高士”代指洪昇，两对夫妻间这些生活中的隐秘，似乎只有“知者”方会信笔写入《红楼梦》。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
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及时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王伦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代得很清楚这就是奇事网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
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这个意见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
综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笔者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惟贤”的做法，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