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

　　1840年的中英战争爆发虽与日本无关，但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很大，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面对西方侵略东方，当时普遍存在焦虑心态。出生于1830年的武士教师吉田松阴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1853年1月，培理率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海湾，要求与日本通商。吉田松阴痛感大和民族危在旦夕，日本即将成为印度和之后的西方猎物。与曾国藩不同，在日本临近被西方征服的危机时刻，吉田松阴摒弃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旧瓶装新酒，促使武士道和国家文明实质转型。

　　为了学到西方真东西，吉田想尽各种手段。1854年3月，在培理率美国舰队二次来航将要离开日本之际，吉田冲破幕府的锁国禁令，试图通过密航出国考察，不料被美国水兵发现，被赶下船。

　　虽然“偷渡考察”失败，甚至由此被判了一年徒刑，但吉田没有停下以“近代化武士道”救国的脚步。出狱后，他创办了“松下村塾”，招揽了大批武士后生精英。

　　在吉田松阴之前，武士道要旨是武士对主人的忠诚。吉田松阴通过“新型传道授业”，将其上升为“天下兴亡、武士有责”。他积极倡导把武士道由武士阶层普及于一般民众，提倡将武士对主君的主从一体关系上升到民众对国家的一体关系。将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武士阶级的内在联结，贯穿到民众与国家的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内在联结。

　　吉田松阴带出很多高徒，他们都是近代化的新武士代表。他们不排斥西方文化，充分了解外部世界，并加以理性的分析。在实事求是评估西方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收和学习，充分体现了日本志士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从一定程度上看，正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新武士精神才扭转了开国后的日本历史轨迹，使日本在摆脱开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思想困境后，转而迈进了近代化的行列。

　　“留洋未遂”的吉田对旧文化的那套理论不以为然。他根据自己对中英战争的理解，作出了“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山金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驰，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尔”的结论。

　　他认为，清国之所以败于英国，是因为内部政治腐败、民族一盘散沙，不在洋务而在内务。他认为国家兴亡之道关键是内政不是外交，是治民不是治夷。“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只有内修国政，才是不虑外敌的根本之策。吉田断言，觉醒开国后的日本必是一个近代化完整而强大的统一体。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判断，而曾国藩的理论却被历史淘汰。武士道能救日本，仁道却救不了，盖因“内质新旧”。

　　与老迈的曾国藩人生形成鲜明对比，出身武士世家的吉田松阴，二十几岁就成为日本幕末时期闻名的志士思想家。他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慎言慎行、寿终正寝，而是敢想敢干、实言实行。

　　1859年，为了推动日本改革内政、对外开放，吉田策划刺杀幕府重臣、保守派头子间部诠胜，结果事情泄露，被幕府处极刑，死时年仅29岁。吉田松阴牺牲后，他的学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继承遗志、继续倒幕运动，直至开启日本历史翻天覆地的一页——明治维新。

　　清朝时期，作为藩属国，朝鲜继续定期向进贡;那么作为宗主国，清政府就负有帮助朝鲜维护主权的责任。清代时期的朝鲜仍是头等的藩属国、朝贡国。 ，这种关系延续到清朝晚期，却难以维系。不是因为朝鲜“不交保护费”，而是因为宗主国气喘吁吁，“收了保护费”也保不住藩属国了。

　　自日本明治维新起、中日争端爆发二十年前，作为“东洋前哨”的朝鲜就闻到硝烟味道，一部分明白人感到“势头不对”。当大清驻朝公使袁世凯向朝鲜王室信誓旦旦保卫朝鲜之际，朝鲜朝野已有人看出端倪，在此之前，本土香港、澳门分别沦为英国、葡萄牙属地，一个政治落后、无法自保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再做他国的宗主国?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藩属国?

　　于是，朝鲜政府内部，“亲清派”已非铁板一块的主流派，亲清派之外，新起了一股“亲日派”。朝鲜军政界遂有了“亲清派”与“亲日派”之争。

　　当时朝鲜“亲日派”亦称“开化党”，其成分大多为新军少壮军官。明治维新后，日本“义务”替朝鲜训练新军，所谓新军其实就是日本在朝鲜培植的亲日武装力量。这股力量与原来的“亲清”的王室家族势不两立，他们的政治诉求是摆脱老大帝国束缚，赶走大清驻朝公使，效仿日本明治维新。

　　与古代白村江战役开端相仿，近代中日争端亦起于“朝鲜内乱”。

　　1884年，朝鲜“开化党”起事，发动“甲申政变”。政变取得了初步胜利，“开化党”占领了王宫，保守老臣诸多被杀，国王被禁闭于宫，“开化党”一度大权在握。他们宣布“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

　　客观评价，“甲申政变”实质，既是亲日派与亲清派之争，也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可谓朝鲜历史第一场宪政革命，带有推动朝鲜历史发展积极意义。领导政变的“开化党”应属朝鲜进步政治力量。

　　，“开化党”虽属进步力量，但因为孤军奋战，在驻日清军及忠于国王军队联合反扑下，政变成功仅三天即遭破灭。“开化党”首领逃往日本求援。

　　鉴于本国维新大功尚未告成，军队羽翼还未丰满，日本对这次朝鲜变局采取了“有限介入”方式，与清政府约定“中日共享朝鲜”，签订了《天津专条》，为十年后中日决战朝鲜埋下伏笔。

　　十年后，朝鲜发生爆发东学军起义。维护朝鲜王宫保守势力的清朝驻日公使并未把起义军及虎视眈眈的日本放在眼里，还想如上次那般出师助朝，维持“父国”的尊严。此一时彼一时，驻朝清军与日军一交手，方知“此日本已非彼日本”。 不仅“罩不住”“小兄弟”了，而且自己的“姥姥家”也难保。

东学党起义

　　日本驻日公使大鸟圭介后来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多为自豪，“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国历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日本备战演练已久，就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了。朝鲜战争初始，大鸟听从外相陆奥光宗的指令，采取韬晦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袁世凯在韬晦的对手面前，失去了对局面发展的基本判断力。派兵一千五百入朝，并依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清兵入朝后，日本派兵九千挺进朝鲜，朝鲜局势陡变。

　　战争一爆发，袁世凯的对手大鸟圭介爆发出蛇一样的灵敏与攻击力，亲自带兵、兵临朝鲜王宫，而一度高高在上的袁公使，其反应速度与果决力相形见绌。大鸟圭介一举拿下了朝鲜王宫，迅速掌控了“朝鲜内政”。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日本外交文书》都记下了清国公使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日军控制朝鲜政局后，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6月29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 李鸿章勉袁“要坚贞，勿怯退。”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7月15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17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

　　从朝鲜回国后，袁世凯一反常态，由一意主战转变谨慎观望，最终成为“议和团”主要骨干，他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

　　1894年6月15日，清朝驻朝官署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朝鲜国王在王宫日军的簇拥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独立自主”。就此，朝鲜“亲日派”占据了政坛上风，“亲清派”土崩瓦解。日本正式取代，成为朝鲜“宗主国”。

　　如果把国家肢体化，那么显然，东北是的右肢，而朝鲜则是延展的右臂。脱胎换骨的“新日本”一出场，就占据朝鲜，剑指东北，这等于一下子打掉了“旧”右臂。两千年中朝牢不可破的“宗主——藩属”关系，也就此被日本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