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糊涂虫：糊涂虫为何被称为ldquo;二百五r

　　“二百五”是个感情色彩很浓的贬义词，常用来形容那些脑子缺根弦的糊涂虫。如清代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3回就有“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第秀才，捐了个二百五的同知，在外面瞎混。”但你知道这个典故的来由吗?它来源于一则历史趣闻。战国时期，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名叫苏秦，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苦学者说的就是他。《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

　　苏秦是洛阳人，是当时著名的纵横家。刘继兴考证，苏秦曾师于名震天下的鬼谷子先生。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群雄争霸。苏秦起初至秦，不被用。苏秦不气馁，继续去寻找自己的人生舞台，凭着坚强毅力，终于在燕国打动燕文候而一举成名，并最终促成了六国之国君结盟于洹水，苏秦也成了一人而佩有六国相印的风云人物，成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六国宰相”。苏秦在获得极大成功的，也埋下了自己人生悲剧的伏笔。

　　在齐国，苏秦得到了齐宣王的高度信任。齐宣王去世，齐湣王继位后，齐国大夫中有许多人和苏秦争夺国君的宠信，因而派人刺杀苏秦，苏秦当时没死，带着致命的伤逃跑了。齐湣王派人到处捉拿凶手，却一直没有抓到。由于受伤太重，苏秦的生命之花日渐枯萎。临终前，足智多谋的他对齐湣王说“我马上就要死了，请您在人口集中的街市上把我五马分尸示众，就说‘苏秦为了燕国在齐国谋乱 ’，这样做，刺杀我的凶手一定可以抓到。”当时，齐湣王就按照他的话做了。他吩咐左右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把它悬挂在城门上，然后在下面贴了一道悬赏榜。榜上写道苏秦是一个内奸，杀了他是为我们齐国除了大害，当赏黄金千两，望除奸的壮士前来领赏。榜文一上墙，马上就有四个人前来，声称是自己亲手所杀，请求赐赏。

　　齐湣王接见了这四个傻瓜蛋，笑着说道“你们可不许冒充除奸的壮士啊!”这四个人一口咬定刺杀苏秦就是自己干的，并异口同声地说“请大王明查!”齐湣王点了点头，大声说道“你们四位是真正的 ‘勇士’啊!1000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分，每人分多少呢?”四个人齐声答道“每人二百五。”齐湣王这时“啪”的一声，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从此，“二百五”的说法就流传开了，成为了一条使用率很高的贬义俗语。

范仲淹在宋真宗时代进士及第，开始为官生涯。宋真宗也许因为自己的登基过程比较惊险，，当了皇帝之后，经常私心膨胀，以图彰显自己的地位，例如他过于信佛信道，伪造“天书”，大搞封禅等。大致说来，历史上凡是过于信佛信道的皇帝，都不能算一个好皇帝。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说，皇帝但凡私心私欲公开显露，一定会形成逢迎的趋势。好皇帝的标准基本上是私心私欲能够受到大臣的控制。，宋真宗时代没有做到。虽说宋朝的“祖宗家法”要求公心为上，但实践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宋真宗朝算是一个典型，尤其是宋真宗宠信刘皇后，开了宋朝后妃干政的先例，差点酿成第二个武则天，这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这里要强调一下，它也是导致范仲淹新政失败的深远原因。
宋真宗死后，刘皇后成为刘太后，宋仁宗年幼继位，刘太后大权独揽，垂帘听政十多年，宋仁宗已经成人，刘太后迟迟不愿归政，直到刘太后65岁时病死，24岁的宋仁宗才摆脱了“儿皇帝”的命运。太后干政，有做女皇的野心，迟迟不愿归政于长大成人的皇帝，在古代政治中，是不合常理的状态，必然要遭到大臣乃至社会的反对。如果反对成功，那就是合理的制度战胜了私心，如果反对不成功，那就是私心私欲占据了主导地位。宋真宗的私心私欲导致了刘太后干政，像刘太后这样有权利欲的“女主干政”，要得到实施和维持，一定需要帮手。，刘太后擅权的结果是，朝廷中同样有私心逢迎刘太后的“小人”得势。而这些“小人”政治的结果，一方面成为范仲淹新政的改革对象之一，另一方面也成为范仲淹新政的一个重要障碍。

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在刘太后病死后10年，刘太后遗留下的“小人”政治后果还在，队伍也没有完全清理。虽然科举制度是全面地选拔人才，，形成培养人才的普遍教育体系，却从范仲淹开始建立。，在“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所遭受的阻力，就来自于欧阳修所说的“小人党”。当范仲淹以民本思想、“先忧后乐”被世人和后人赞颂的时候，他的对立面，显然是一些更多只想维护自己利益的小人。宋仁宗之所以没有对范仲淹支持到底，也在于“小人党”制造了范仲淹的骨干队伍结党谋逆的假象，使得宋仁宗信以为真。所以，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正是由于利益集团介入政治，导致趋炎附势的小人当道。
范仲淹主导“庆历新政”的失败，是利益集团政治占据了上风，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于皇帝制度自身的缺陷，因为，皇帝制度赋予皇帝及其家族较大的特殊利益，再怎么限制，皇帝家族的特殊利益总是存在。虽然我们说宋朝的政治理念是“超利益集团”、“天下为公”，但任何美好、善良的理念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批评的确是应该存在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政府的自我批评大多只是事发之后的“问责”、撤职、处分之类，在事情开始之时或进行之中，批评主要来自民间和媒体。我们一方面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苛求宋朝没有在900多年前采取媒体舆论监督的做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当今利益集团政治结构下，媒体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控制，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从而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