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什么称祖龙？秦始皇自命祖龙有何玄机

　　大秦帝国“尚黑崇六”，命河曰“德水”，皆缘于秦始皇自命“祖龙”。

　　历代皇帝自命“真龙天子”，应该源自那位始皇帝赢政。

　　秦始皇当年自命“祖龙”却是大有玄机所在，其意图则是为继承大统戴上一顶“君权神授”的帽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载战国时期齐人邹衍曾宣扬“五德终始说”，其核心思想即“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苦兹”。邹衍提出做天子者必须具备“五德”中的一德，当此德衰落时，便会有“五德”中的另一德取而代之。

　　“五德”源于远古先民的“五行”说，即金、木、水、火、土。在邹衍的这一学说中，周王朝被视为拥有“火德”，故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推理，取代周王朝“火德”的应该是“水德”。

　　秦始皇统一后，便如获至宝似地采用“五德终始说”，大肆宣扬秦取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是“受命于天”。其用心无疑是为改朝换代寻找一个“理论依据”，使之成为秦王朝统治百姓、巩固政权的思想工具。

　　，按照邹衍“符应苦兹”的说法，“五德”间的取代还应该有“符应”出现，而秦一统全国时却并不见特别的“符应”征兆。

　　于是便有御用文人顺着秦始皇的意愿，挖空心思地弄出一个“符应”五百年前秦文公外出狩猎时，曾获得一条“黑龙”，“黑龙”代表阴柔，象征“水”，说明五百年前就已经出现“符应”——秦必然取代周。

　　秦始皇听后欣喜若狂，于是便信手拈来那条祖先捕获的“黑龙”，开始自命为“祖龙”，并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

　　这些制度明显带有“黑龙”、“五德”的神秘色彩，让百姓们对秦王朝产生一种神秘感。

　　在秦朝，代表那“黑龙”(祖龙)水德的黑色与六之数，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随处可见。

　　秦朝尚黑。五行的颜色是土德尚黄，火德尚赤，金德尚白，水德尚黑，木德尚青。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始皇便规定秦德为水，色尚黑，“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

　　秦朝崇六。古代龙传说中龙的第六子“性好水”，黑龙正是“龙老六”，于是“度以六为名”，“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车舆六尺，六尺为步，一乘六马。

　　有关秦始皇的“祖龙”之称，还见诸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

　　，历史的诡谲常常令人啼笑皆非。

　　“祖龙”始皇帝精心打造的“水德”王朝，最终的灭亡却与一场大雨灾直接相关联。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山东、安徽等地久雨成灾，饿殍遍野。前往渔阳守边的陈胜、吴广等农民壮丁，在蕲县大泽乡遇大暴雨而无法继续行进。按秦律按期未到便是死罪，于是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便在洪水滔滔的大泽乡爆发。

　　时隔三年，秦王朝灭亡。

　　秦始皇的“符应”——黑龙(祖龙)、水德，其“终始”着实耐人寻味。

一场庆历新政，虽败犹荣，为其后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后人知其为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流传，为后世文人立下处世之标准，后人知其为文学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范仲淹还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成就也并不逊色。

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元昊脱离宋朝，另立西夏。从此，安定了几十年的西北边境烽火不断。面对元昊所率的十万大军，宋军狼狈不堪，毫无战斗力，延州北部数百里边寨多被洗劫、掠夺。而这，震动了京师，也改变了范仲淹的命运。

仁宗任命夏竦为前线主帅，又依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尹洙同行。

两鬓霜染，仕途艰辛的范仲淹进京面圣后即刻西行。在韩琦、夏竦的眼中，二十万宋军，当与西夏寻求决战，一举击溃之。而同为文人的范仲淹却不盲目乐观，亲身视察后他发现，宋军军备废弛，久不经战，早已疏弊不堪；且在“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的指导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军队凝聚力不足，战斗力低下；以文人统军之术，决定战争之方略，不能真正了解敌情，更不能依情而变，难以制胜。

庆历元年（1041）正月，宋军大败于西夏。十六名将领阵亡，万余人惨死沙场。归途之中，阵亡将兵家属数千者夹道痛哭，韩琦掩面而泣。他不是佞臣，只不过才不堪其任，能不胜其位。

事实证明，当时的宋军急需改革。古者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宋与西夏的国情分析之后，范仲淹确定了针对西夏的全面战略，即定守局。以经济为后盾，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改制，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西夏国力，逐步反攻。凭借“重文轻武”政策给予文臣的极大权力，范仲淹开始了他对西北边防军的整顿。

范仲淹采取种世衡的建议，筑延北城。然后封堵夏宋边境，以堡寨相连，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精兵去冗，从当地猎户中挑选身强力壮之人，裁汰内地老弱冗兵，最终选出一万八千人，分六部，每部三千，成为边防军主力。改革更戍法，取缔按军阶高低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系。以各个将领统率各部，使将兵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增强凝聚力。临阵按情况出战，便于将领灵活指挥，应对多变的军情。尤为可贵的是，对待边疆少数民族，范仲淹坦诚相待，慷慨优惠，严明赏罚，使其归顺宋朝以孤立西夏，从而巩固了边防。

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北宋政权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得以维持，而西夏由于经济不支引发了政治变动，国力削弱。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令长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引兵袭西夏军，夺回马铺寨。与此，他本人率军深入西夏军防地，就地筑城，仅十天便筑成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边境的著名孤城——大顺城。西夏来攻之时发现，宋军已形成以大顺为中心与堡寨相呼应的坚固体系。西夏军无功而返，自此，范仲淹被誉为“胸中有数万甲兵”。

西夏由于连年战争，国力损耗，向宋投诚者越来越多。庆历四年（1044），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赢得了他政治变革的机遇。

一代名儒，未经战，却可战。范仲淹堪称有宋一代文人治军的典范。遗憾的是，如范仲淹这样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毕竟不多，书生带兵并不能扭转北宋军事羸弱的局面。“国虽大，好战必亡，虽处盛世，忘战必危”（《司马法》），北宋虽盛，忘战轻武，乃能不危！这对于今天，也是极大地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