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剃头死舅舅？为什么正月不能剃头

　　在国内的很多地方，都有“正月不能剃头”的说法，要问老一辈的人为什么正月不能剃头?得到的答案都有几分恐怖的色彩“正月剃头死舅舅”!这听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事，到底是为什么流传了这么久，而且不少人深信不疑呢?

　　话得从清军入关时说起，大清皇帝为了"削平四周，留守中原"的治国主张，决定推行一种奇怪的发式将头发从前部到脑顶剃去，再将四周的发际全部剃光，只留下中间集中的一块和一个长长的大辫子。为了一统江山，尤其是统治思想，这种发型要在汉人间大肆推行。推行的媒介便是剃头匠，清政府把全国的剃头匠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一个挂有圣旨的"吊投旗杆"。随后，这些剃头匠便走街串巷，恩威并施地把人们的头发一一拿下。

　　经历了无数次朝代更迭的汉人对于谁当皇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表现得太过强烈，倒是这场头发的变革着实惹恼了其中一部分人。当时的清王朝打出的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强硬的做法出人意外地遭到了历来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对江南士子认为剃头是对他们人格的莫大侮辱，群起反抗，指望通过群众的力量让满人有所收敛。，顺治皇帝随便找了点茬儿，一声令下，接连出现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悲剧，汉人头上的标志连同热血乘鹤西去。

　　1644年至1650年(顺治元年～顺治七年)间，意大利人卫匡国写下了著名的《鞑靼战纪》。其中记录了南方军民为保卫头发而战的情况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实际上，如果他们追赶过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保住了自己的头发。

　　意大利人不懂得我们的国情，他看到的只是局部的一场小小的胜利，他不晓得，天下已经是清人的天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鞑靼人"动真格的了。在大清国的高压下，一些文人士大夫不再高喊"头可断发不可剃"，而是以"正月不剃头"来表达对明王朝的思念，实为"思旧"，为了掩人耳目，讹传为"死舅舅"。一场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剃头闹剧至今未结。

　　不过，古代人对春天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真的挺有讲究。《黄帝内经》中的“四气调神大论”中的“春三月”中就有一段话说“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实寒变，奉长者少。” 具体到理发上就是，春天的这三个月，应该让头发自由生长，而不该剪断;应该让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而不该扎得太紧。违反这个规则，就会伤到肺。这个古老的说法可能也使人们对正月里剃头比较忌讳。

　　了，现代社会是科学社会，上面说得禁忌其实是不存在的，更不要说“死舅舅”这个玄乎的说法。人对“死”非常忌讳，所以不少地方正月里确实有说法让不要剃头。

　　军队反腐越来越深入，抓将军、清退军官违规住房、规定奖励表彰向作战部队倾斜后，开始抓军队训练，陆军第40集团军某摩步旅推行军事训练问责制，先后有319人被问责。多名战士武装拉练考核时偷偷减少负重，3名科长跑3000米时安排士兵半路潜伏，偷偷帮忙。

　　这种“玩法”古代军中也是常有的，以明朝中后期军队为例，这种偷奸取巧、弄虚作假比比皆是，军中有钱者可以“买闲”，比如搞急行军几十公里之类，太累体能吃不消怎么办?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可以免于训练，待在军营里睡大觉，或是逛窑子都可以。

　　不要说“买闲”，就是买荣誉也可以呀，你说你当兵想拿个什么荣誉证书，向父老乡亲炫耀一下，可是自己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立过什么军功怎么办呢?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发给你。

　　不要说买荣誉，就是买官也没问题。“排长”、“连长”都有价码，要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要是“既跑又送，提拔重用”。所以，你要是会溜须拍马，舍得下血本，在军中混个一官半职的，并非难事。

　　不要说买官，就是把军队“买”下来也不是问题。比如土匪、黑社会私贩食盐是违法的，怎么办?没事，只要他们肯掏钱，军队可以抽一支小部队去做保镖，给予全程护送。《皇明条法事类纂》就提到，军队“往往接受盐徒财物，护送私盐出境。”这不就等于把国家的军队“买”下来，给自己做保护伞用了吗。

　　这些“怪现状”说到底是军队腐败的表现，明朝中后期尤其明显，除了奇事网以上所说的，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其一，就是各级军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军用物资，如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天启年间，山海关“营房每间价六金，镇将侵克费不五六钱;马料刍克，十扣其半”。军官在营房的建造中或克扣工程款，或拿回扣，这些钱常常是工造价的一半奇事网以上，可想那些军中管后勤的军官该有多肥水，发了多大的财。

　　又比如明代名臣马文升在《修饬武备疏》提到，掌管军器制造的军官侵吞料价银，致使造出的兵器成劣质产品，“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不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是难以想象用这样一批伪劣武器，怎么能在战场上杀敌制胜。

　　还有一块肥肉被军官所贪占的，就是军田。明初为保证军队的供给，减轻百姓负担，朱元璋借鉴历史经验推广屯田制，“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官俸兵粮皆于是出”，起初效果不错，基本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可是后来，屯田被皇室、勋戚、军官们吞并，终致毁坏，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养兵，加剧百姓的负担。

　　军官们不光“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而且“凡应纳屯粮，悉置之度外”，即世代霸占了屯田，还因“军官身份”不用纳税，田产上的所有收入都归自己私有，有此等好事，谁不霸占屯田为己所有呢，结果，明英宗时，“侵占屯地4100余顷，递年不输子粒。”

　　这是贪占财物，还有贪占士兵呢，把士兵当成私人劳动工具使用也很寻常，在当时叫“占役”。叶盛的《劾内官弓胜疏》讲到，景泰年间，有军官调发军士为自己管理屯田，驱使士兵为自己建房造屋当苦力。《明会要》也有记载，“军士之杂差，拔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虽有团营听征之名，实与田亩市井之夫无异。”

　　这些被军官“占役”的士兵拿不到一分钱的劳动报酬，跟家奴无二，不听差使，还会遭凌虐暴打，真是“占役之弊，苦不言忍”。

　　“军无定用”的占役，搞得军人不像军人，农夫不像农夫，市井不像市井，军人干了太多与军队无关的活，影响了军人的军事训练，没有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上了战场怎么打得了胜仗?再说了， 既然当兵是干农活，而且还是无偿地干，如此劳累，那还不如不当兵，在家干农活的好，在家干农活 ，干多干少总归自己，所以，士兵逃跑、脱籍的很多。

　　正如《明会要》所说，“滥役军丁，而勒其锱铢，甚有一官而包占数士卒……富者尽材，贫者竭力，以故流窜逃亡，不啻过半。”

　　至于军官克扣士兵粮饷，就更多了“都司卫所官贪贿差放，有征办需索加倍，或包纳月钱，纵放买卖，或以供应上官为名，勒除月粮，或指差操刻减布花。”朝廷发给士兵的军饷，军官都要雁过拔毛，有时候毛儿拨掉一半，“以十万四千计”，士兵穷困得跟叫化子似的“在边军士多有衣不遮体，食不饱口，疲损羸弱，形容枯槁”。

　　叫化子军队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还能保得了朱明王朝的性命?笑话。

　　但军官们仍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他们还想着法子向朝廷虚报士兵数，“吃空饷”、“吃人头费”，即军中本无此士兵，但花名册上还有名字，上面照名册发饷，钱都进了武将的腰包。为了多“空饷”，一方面，军官向朝廷虚报兵数，如《明史·袁崇焕传》载“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也就是说，士兵只有四万七，却虚报十万，多吃了一倍的空饷。看样子，似乎不虚报也不行，因为士兵不到二万，却设置了上千的将领，不多弄点空饷，怎么养得下这么多将领?

　　另一方面，对那些“皆苦于饥馑，迫于贪残，不能聊生，逃亡相踵”的士兵，军官并不阻止他们逃亡，反引以为利，有时故意惩罚士兵，逼他们逃跑，这既可贪污军饷，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贿赂。

　　在这样的苦役盘剥之下，士兵们较好的出路是逃亡，《明会要》记载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十分之一;弘治时，全国逃亡军士占洪武时十分之六七。等朝廷真要用兵开战时，皇帝拿着花名册一看，满以为是百万雄狮，其实早就被军官们掏空了。

　　就算因为基数较大，仍然显得有庞大的军队数量，但因为军队腐败，训练荒驰，士兵临阵畏缩不前，看到敌人一多就败逃，无可收拾。比如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六七十人的残余倭寇，在明境“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

　　一伙六七十人的日本鬼子，竟可以在大明境横行数千里、80多天，杀死杀伤大明四五千人，连御史、把总、县官都被杀死，可想而知，当时军队的作战能力何其低下，甚至连乡勇(民间武装)都不如。事实上，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的乡兵乡勇，组成“戚家军”、 “俞家军”，比国家正规军还有战斗力，为平倭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是因为军队腐败，以至毫无战力，朱明王朝以庞大的军队却敌不过金清“一小撮”军队，硬是上演了小蛇吞大象的惨剧。明朝军队腐败其实是权力腐败的缩影，故学者刘金祥先生说明代军中腐败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与当时整个官场权门请托，贿赂公行有关，贪污腐化尤如釜底抽薪，它对朱氏王朝的统治构成的威胁比来自任何一方都要大，也更为可怕。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