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铺张奢华的乾隆靠什么维持自己“节俭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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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情况在清代的税关志中记录不少，由于此前香坂昌纪的研究已经指出，作者在书中似乎未再过多引用。不过她特别指出“税关监督由内务府包衣出任，他们为孝敬皇帝，撙节个人和税关的衙门开支，将银两解交皇帝……添增这些税目的过程是官员透过奏折向皇帝请求，并非朝廷官员的协议结果。又因税关监督均係包衣身份，若发生贪渎案件，皇帝也采取抄家的手段，将其财产收归内务府”(111页)。这一段叙述，已经很能够令人理解乾隆皇帝统治这个帝国时，在“正大光明”之外的一些奥妙了。
乾隆皇帝每年从关税获得的收入，作者估计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两之间，这笔收入全在户部的监管之外。不仅如此，被任命为税关监督的官员，也会因为未达到税收额度，或者贪渎，遭到罚俸或查抄家产，这部分收入也进入内务府而非户部。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都进入内务府(474页)。
作者考察税关与皇室收入的关系，重点使用的是《宫中朱批奏折》，我特别注意到她所统计的《各关各年交解内务府盈余数》(118页)。从中可见，山海关的收入最多，而张家口与杀虎口的记录则最连续。杀虎口的记录能够看到内务府提解关税盈余也有定额化的趋势。其提解盈余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均为五千五百两，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均为四千两。关税盈余提解内务府其实仍可视作一种定额包税制，税关监督在解交内务府之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内务府当铺，其实具有类似的性质。他们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这些皇家当铺的性质，也是所谓发商生息，这是清代官方资本经营的常用手段。这些当铺的资金来源，除了由内务府拨款外，居然还有资金来自收回八旗经营之当铺。简亲王德沛经营官营当铺三座，总资本将近白银五万两，因经营不善关闭，资本被并入内务府。这些股本，本来来自内务府拨给八旗兵丁经营生息银两。还有查抄官民当铺的情况，如乾隆十五年查收张廷玉的当铺一座(171页)，其本金有三万五千两，这类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要在国家财政之外弄一个钱袋子，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建设的必需。搞到的钱怎么花，差不多也是皇帝的自由，而且，按照作者所描述的，这钱多半花在藏传佛教上，其苦心也是要维护蒙地与西藏的安定团结，也很大公无私了。乾隆收钱的方法，是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商人。垄断商人能够老老实实地报效，是因为希图皇帝的庇护;而他们拿得出那么多银子，甚且成为素封之家，累代煊赫，也因为依赖皇权的庇护，充当皇帝的“白手套”。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寻租。依靠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收入，实在不值得皇帝沾沾自喜，从长远看，更是经济的自杀。，我很喜欢作者书中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深思，容我照录如下
乾隆皇帝说过“忆乾隆初年，内务府大臣尚有奏拨部库银两备用之事。今则裁减浮费、厘剔积弊。不特无须奏拨，且每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每超过一百万两，亦奏报皇帝拨给户部。由乾隆朝《内务府银库用项月折档》等档案统计，内务府拨户部银两为1590万两，乾隆皇帝说的是事实，不过，内务府拨给户部的百万银两，原本是商人应交给户部的，皇帝不说这些银两的来源，而说内务府拨银两给户部，在历史上赢得“赋性宽仁”的美名。(475页)
本书的五、六、七、八章都是谈藏传佛教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就我的理解，这似乎是为了说明“荷包”的另一方面，也就是钱怎么花的问题。不过，第六章《北京寺庙的功能》与全书主题的关系，我始终没有参透。这一章主要谈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庙，以及附属的庙会市场。这些所谓“官管寺庙”虽然由内务府管理(302页)，但似乎也看不出他们的庙会收入对内务府非常重要。只是蒙古王公在北京的生意，与这些庙会市场关系紧密，但这似乎也不能与“皇帝的荷包”这一主题直接勾连。
乾隆时代的北京城里似乎喇嘛只会比今天更多。据书中所述，当时北京城中的喇嘛有两千多位，并引《旧京琐记》记载“他处僧人即有冶游亦须秘密，都下僧人则公然行之，曾无愧色”(301页)。这些人真真可称之为“朝阳区仁波切”了。
作者在著作中描述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主要依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不算档案的话，这差不多是书中引用最频繁的史料，书中提及章嘉活佛或章嘉呼图克图二十八处，凡提及所依据的史料都是这本传记。此书中所描绘的乾隆皇帝的形象，与汉文史料大异其趣。例如书中转引传记所述，说“乾隆皇帝常穿上喇嘛的朝衣，披着大红绸的哈达，带着金质五佛冠，或桃形黄帽，坐在坛台上静坐参禅，或讲经说法”(279页)还有引述史料中所说(276页)乾隆十年(1745)，皇帝修习藏密，向章嘉国师说“朕欲修习密法，请给我传授入乘法灌顶，还要把你的本尊神胜乐灌顶法传授给我。”章嘉为他举行隆重的灌顶仪式，给乾隆皇帝传授全部的“胜乐铃五神”灌顶法。灌顶时，皇帝请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己坐在较低的坐垫上，一直跪到灌顶结束。
从汉文史料中，很少能够看到乾隆皇帝的这一面，所以作者也评论说“如此尊崇，令人难以想象。”作为一本传记，这其中可能也包含弘扬传主，及弘扬藏传佛教立场，因而有所夸饰不可避免。但由此也可理解，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之深入，不仅有羁縻蒙、藏的考虑，也包含了个人精神世界的需要。这方面的支出，要从自己的“荷包”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