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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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此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加强，瓦剌首领也先统—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当局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愿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意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曰，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曰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曰，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故乡蔚州“驾幸其笫”，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曰，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周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此—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笫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迫近北京城，势不可 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部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身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曰，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急，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杨善《奉使录》今不传，预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异。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己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役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出，不光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信赖“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接纳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敷衍。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部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