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汉昭帝时有名的辩论：盐铁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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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中国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 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①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②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桑弘羊则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③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桑弘羊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历史背景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禁山泽之原”，进一步强化食盐官营，改民产为官府强制奴隶们从事生产，其盐利收入，比之前高“20倍”。汉初，为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朝庭一度推 行“驰山泽之禁”，食盐自由开采、运销。，权贵、豪强和富商大贾们，却乘机“擅障山泽”，役使成百上千的奴僮和逃亡农民从事煮盐而获大利。其中，吴王刘濞以此起家，割据一方，成为“七国之乱”的魁首。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

汉武帝中期，长年战争，军费开支浩繁，又天灾频仍，百姓四处流亡，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不得已向豪富借贷，，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财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鉴于此，汉武帝重禁山泽，任命“大煮盐”东郭咸阳，大冶铁业主孔仅为大农丞，实施盐铁官营。元封元年(前110)年，治栗都府，兼领大农的桑弘羊针对食盐官营实施不力，“各吏争市，盐价腾贵，私贩乘机牟利，官盐滞销，盐利收入，几不敷其费用” 的弊端，“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又置均榆、(负责转运)、盐铁官”，一大批大司农属下的盐官，分管各个郡国，大力实施“平均配运、调节盐价”的平准(平抑物价)法，由官府管理山海资源，提供煮盐场地和生产工具，召募百姓自备生产费用制盐，然后由官府收购、运输、销售。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的食盐官营，一是经济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二是政治上贯彻了“重本抑末”的统治方针，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在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事件经过

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于始元六年(前81)二月，霍光以昭弟的名义下诏，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有功名但不一定有官职)、文学(统称读书人)60余人，齐集长安，就盐铁官营政策及民间疾苦，与桑弘羊等官员进行辩论。贤良、文学尊奉儒家学说，矛头直指汉武帝，众口嚣嚣曰“昔文帝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今郡国有盐、铁、酒榷(专营)、均输，与民争利……”，主张“罢盐、铁、酒榷、均输“，以促进农业，限制工商业。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