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揭秘1942年省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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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新区的小巷深处，有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门口的铁牌上标注着“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在这个院落里，并排着数间茅草搭成的小屋，说明牌上依次为“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后方医务所遗址”。草屋旁边，是一间200多平方米的钢铁结构的展馆，其中的陈列室中，并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物品——几沓纸张、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墙上的几十张人物照泛着历史的灰黄色，凑近一看，都是在中学课本中被反复提及的“大家”——茅盾、邹韬奋、范长江、戈宝权……

上世纪40年代，纪念馆所在的地方是一个不足200人的村子，名为“白石龙”，800多名中国当时最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奇迹般躲避了日军的搜捕，从沦为敌占区的香港逃离，在附近的茅寮里安营扎寨，然后跋涉千里，走进大后方。

身陷敌占区

1941年，香港。

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多，但此时这座英国人治下的租界城市还未见硝烟。

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本空军就在香港启德机场扔下了炸弹，当时机场停驻了三架鱼雷轰炸机和两架水陆两用机，这已经是英国在香港的全部空中军事力量了。在短短5分钟的轰炸后，它们尽数被炸毁。而当时驻防在南海的两艘英国军舰“威尔士王子”和“击退”号，也迅速被击沉。

由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组成的“旅港剧人协会”的几位成员当时都住在启德机场附近，据司徒慧敏后来回忆，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轰炸机场的时候，他们都“弄得很狼狈”，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想到在最危急的时候该怎么办。”

日本陆军从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门炮台推进，只花了5天时间就占领了新界和九龙半岛，开始轰击香港市区。18日22时，日军从北角、太古等地登陆，一个星期后的25日，港督府扯起了白旗，香港沦陷。

这一天，本应是香港人习惯合家庆祝的圣诞节。

香港刚刚沦陷，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就在报纸上登出了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个文化特务还在香港的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

为什么日军要搜寻这些文化人？深圳“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馆员黎金良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这样一个思路不仅要完成军事上的占领，而且要在精神上让中国屈服。”

据他介绍，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这才举家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

随着大批文化精英的到来，香港出现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潮范长江办了《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了《大众生活》，乔冠华、郑一声主持了“香港中国通讯社”……他们继续着抗日讨顽的舆论战。“皖南事变”后，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联名发出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执委的公开信，邹韬奋、茅盾、范长江等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日军名为“邀请”，实为诱捕。

文化人们感觉到了生命威胁。战争爆发后，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的住处先是从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变更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后来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换到干诺道的小旅馆……

不管住址怎么换，他们都很难离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都被封锁了，香港实行了宵禁，天黑后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晚上的街道空无一人。

此时，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岛”中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