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将士后裔：丁汝昌玄孙卖书邓世昌已无

“我今天有事，不能接受你们采访。呃呃……我们不会说话。”面对记者，52岁的农民丁小明神情紧张，黝黑的脸涨得通红，与他刚才拿着麦克风招徕顾客时的轻松自得，判若两人。

在山东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陈列馆内，丁小明的安徽口音很突出。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来访的记者很多，他不得不一次次推拒他们的采访要求。

他的工作，是推销一本当地作家的书，《甲午海战》。桌上摆着一块塑料牌子“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玄孙丁小明”。每卖出去一本，他可以提成一元八角。

他的哥哥丁小龙与祖先的距离更近一些，卖书的地方就在丁汝昌当年的办公室——海军公所。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自杀身亡，北洋海军残余部队向日军投降，日军占领海军公所，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全军覆没。

丁汝昌玄孙丁小明推销《甲午海战》，每卖出去一本，可以提成一元八角。他的父亲是丁汝昌长孙的二儿子，1950年代与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农村，相继死于“文革”期间。

“是我一再叮嘱他们兄弟俩少开口说话。他们了解的历史太少，对祖先也知之甚少。要是说了不得体的话，造成的影响不是一个人的！”65岁的戚俊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默许丁氏兄弟卖书的人。二十年前他去安徽征集文物时，兄弟俩把家传的红木八仙桌、几个百年前的英国瓷盘等物捐给了博物馆。让他们在这里卖书，有点报恩的意思。

2008年，丁小龙、丁小明兄弟来到威海，开始卖书，每人每年可以赚几万元。如今丁小龙的儿子、儿媳，都来到威海生活。

博物馆多次接到丁汝昌其他后裔打来的电话“他们不应该在那儿卖书！丢提督的人！”对这种责问，丁氏兄弟的反驳直截了当“你们现在是国家公务员了，有吃的了。我们吃什么？”

丁氏兄弟的父亲，是丁汝昌长孙的二儿子。因为成分问题，1950年代与妻子一起被下放到农村，相继死于“文革”期间。对自幼贫苦，没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兄弟俩来说，卖书远比种地有吸引力。至于祖先的面子，顾不得。

丁小龙也曾请求戚俊杰，给他的儿女安排个工作。但他们连大专文凭都没有，没法安排解说员一类的工作。“打扫卫生？人家会说，提督丁汝昌的后裔在甲午战争博物馆扫大街。只能卖书了，也是帮助他们。”

在丁汝昌的后裔之中，这种境地还不是最差的。1978年，甲午战争研究者戚其章与威海地方志编写组一行去安徽寻访丁家后人，他们见到丁汝昌的一支后裔被划为“破落地主”，丁本人被讹传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戚其章大怒“那时候还没有国民党呢！他是同日本军队作战，失败后自杀了。应该说是爱国的。”第二天，当地赶忙宣布，摘了丁氏后裔“破落地主”的帽子。

史志专家刘德煜与丁氏后裔交谈，提到丁汝昌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往事，他们“个个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荣光过”。天色渐晚，寻访组准备告辞，后裔们的笑容顿时收敛“面条已经切好，去割肉的也快回来了……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种家庭？”

1959年，几个农民借“大跃进”之机挖开丁汝昌与夫人的合葬墓寻宝，失望而归。这些人一把火烧掉了两具尸骨，把棺材做成几条板凳，随葬品拿到县里换了一辆凤凰自行车。此前一年，合肥李鸿章墓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

丁汝昌绝对不会料到，自己身后会跟老上司李鸿章落得“同等待遇”。不过他们生前已经亲身领教过来自朝廷的汹汹指责、处分决定。因败给日本而惊怒交集的国人，把一桶又一桶脏水泼到他们身上。

“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往来电报，我从《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篇篇对照过。李鸿章从来没有让他避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许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只是在1894年8月1日的电令中有一次“保全坚船”的指令。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更连续指令，“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丁汝昌的五世孙丁昌明从1980年代初起为被掘墓焚尸的祖先奔走，安徽的各级宣传部到信访办都跑遍了，没有结果。1998年他当上省政协委员，开始提交提案，连续提了三年才见效。2001年，当地出资十几万元重修丁汝昌墓。第二年，李鸿章墓也由合肥市政府投资重修，迅速成为旅游景点。

随着时间过去，甲午战争及将士后裔逐渐“脱敏”。三十余年来，博物馆共寻访到将士后裔240余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史学认为北洋海军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只是有一定的国防作用。”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51岁的国家质检总局干部刘琪和祖先打过的交道只有那么一次。1977年，她在上中学，被划为共青团员的发展对象。学校调取了她父亲的档案之后，老师对她说你岁数不够，再等两年吧。

真的等了两年，刘琪入了团。这时她才知道自己入团的关键不是年龄，而是祖先——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舰长。1978年，《光明日报》史学版发了一篇文章，谈论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五代先祖《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

到这时，刘琪才明白父亲刘永荣一辈子工作勤奋努力，却始终入不上党的原因祖先是电影《甲午风云》里那个反面人物、卖国贼。“我父亲对我说咱家从根子上就有问题。”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福建人刘步蟾在威海卫保卫战后期的1895年2月10日服鸦片自杀。他是中国第一代海军留学生，一位个性鲜明的高级军官。1890年，刘步蟾与北洋海军的“总外援”，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发生直接冲突——提督丁汝昌缺席时，刘步蟾落下提督旗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琅威理则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不该落提督旗。官司打到李鸿章那儿，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琅威理当即辞职。

刘步蟾得罪的人不少，无论国人还是洋员。他在身后饱受恶名。如“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中称他是“变态的懦夫”，故意改变阵型以求自保，导致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失败。甚至刘步蟾在战败后自尽，泰莱也说是因为刘放过“苟丧舰，必自裁”的大话，被下属逼迫才自杀的。

这种叙述进入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该书号称“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新中国的标准史学观点。

1962年的电影《甲午风云》将刘步蟾拍成了一个故意挂错信号旗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由著名反派演员李颉出演，还挨了丁汝昌一记大耳光。

从还原历史真实的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戚其章成为国内最早为甲午将士翻案的学者之一。

1950年代中期，戚其章在威海认识了许多参与过黄海海战的老水手。他发现，他们记忆中的刘步蟾完全不同于泰莱回忆录中的懦夫形象，而是一个“有本事，又有胆量”的海军军官。“不买洋员的账，洋员最恨他，说他的坏话。”

经过详细考证史实材料，戚其章发现刘步蟾连续三次跟泰莱结下梁子。泰莱建议北洋海军购买智利出产的快船，由他指挥，被刘步蟾否决；泰莱想当北洋海军的总教习，刘步蟾不答应；泰莱想接替总教习兼副提督汉纳根的班，刘步蟾又坏了他好事，“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刘步蟾）”。

看完电影《甲午风云》，戚其章断定“这是以范（文澜）著为依据，将刘步蟾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的代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他写出一篇影评投给杂志，重点是重新评价刘步蟾。影评不久被退回。写退稿信的编辑充分肯定它的“有理有据”，很礼貌地表示不宜发表。

在“文革”中，中国大陆对甲午战争的史学研究几乎完全停止。戚其章因写了一本《中日甲午威海战争》被造反派批斗，罪状多种多样，其中很显眼的一条是“为投降派、民族败类刘步蟾翻案”。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改七年。

“歪曲一个历史人物，对历史不公平，对他本人不公平，对他的后代也不公平。”《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的作者之一，78岁的原辽宁大学历史教师关捷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他是少数几个在日本亲眼见过《马关条约》原件的中国人之一，这份条约的中方版本已经丢失。

1977年11月，辽宁大学在沈阳召开《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戚其章在会上提出应当重新评价刘步蟾。第二年，关捷同另一位辽大教师孙克复写出了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北洋海军的阵型是丁汝昌决定的，并非刘步蟾擅自改动；在战斗中，刘步蟾英勇善战，绝非贪生畏死，应该属于爱国将领。

看到报纸，刘琪的父亲刘永荣极为激动，立即致信《光明日报》致谢。多年后他去世，遗愿是将骨灰撒到曾祖父刘步蟾战斗过的威海，实行海葬。

围绕刘步蟾的重新评价问题，史学界的“正方”“反方”交手了大概5年左右，胜负初分。至今，国内史学界对刘步蟾的评价基本以正面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