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不碍事 做男人就该做唐伯虎这样的

就算你走遍天下，见过各种姿态和脾性的虎，也不可能与一头爱喝酒的虎偶然交集。他不在山林出没，只在人世悠游;他未曾遭遇过好汉武松的拳打脚踢，却历练过比死亡更可怕的残酷和冷漠;他的风雅从不追求脱俗的效果，俗世的声色犬马居然无法将他的虎气销磨。

这头虎，绘画吟诗时不可无酒，呼朋唤友时不可无酒，止痛疗伤时不可无酒，寻欢作乐时不可无酒。琼浆玉液源源不竭，激活了他的天才，救赎了他的灵魂，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这头虎，才名独擅一时，经历颇多变故，他常用闲章高自标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天上闲星地上仙”，“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奇怪的是，五百多年来，乐意买账的豪客总是远远多于不乐意买账的下家。

一、盛名所累，大祸临头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又字子畏，自号桃花庵主、六如居士等，江苏吴县人。

少年时，唐伯虎梦见九鲤仙子赠给他一囊龙剂墨，从此文思日进。在诗作《咏鸡声》中,他以报晓鸡自况，“一声啼散满天星”，气魄非凡。唐伯虎鄙视八股时文，不屑于朝夕为之用功，他推崇古代豪杰，不愿意循规蹈矩。明朝的读书人对于仕途经济趋之若鹜，像唐伯虎这样的叛逆青年非常罕见。

八股取士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标准路径。顾炎武在《日知录·试文格式》中写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之后。”唐伯虎正好出生于明朝的成化年间(1465—1487)。八股文讲究对偶、反正、虚实、浅深，运用孔孟的语录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重构新文，美其名为“代圣人立言”。王夫之在《宋论》中论及科举考试的变迁，将八股文取士批判得体无完肤“乃司试者无实学，而干禄者有鄙心，于是而王鳌、钱福之徒，起而为苟成利试之法。法非义也，而害义滋甚矣。大义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长;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隐;配之以比偶之词，络之以呼应之响，窃词赋之陋格，以成穷理体道之文，而使困于其中。始为经义者，在革词赋之卑陋，继乃以词赋卑陋之成局为经义，则侮圣人之言者，白首经营，倾动天下，而于道一无所睹。如是者凡屡变矣。而因其变而变之，徒争肥癯劲弱于镜影之中，而心之不灵，已濒乎死。风愈降，士愈偷，人争一牍，如兔园之册，复安知先圣之为此言者将以为何邪?是经义之纳天下于聋瞽者，自成(化)、弘(治)始，而溃决无涯。”王鳌是明朝的大学士，钱福是明朝的状元，他们是唐伯虎的前辈，曾大力提倡八股文，并且现身说法，确定范式，将读书人引进一条精神的死胡同。那些急于金榜题名的官迷不再认真领会圣人之言的精意，他们仿佛是药店的学徒，将圣人之言随意割裂，重新配伍。

唐伯虎擅长“我手写我心”，效仿鹦鹉学舌，搬弄陈词滥调，这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活计，他本能地感到腻味，一度下定决心，与之绝缘。

唐伯虎出生于中产家庭，“其父广德，贾业而士行”。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唐广德曾预言道“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唐伯虎才华横溢，成名确实不费吹灰之力。书法家祝允明曾当众感叹“天地英灵，数百年一发，子畏得之!”唐广德所说的“成家”，并非泛指成为画家、文学家，而是专指兴家、发家，光大祖宗的门楣。唐伯虎天性疏狂，不肯为立德、立功殚精竭虑，要他光宗耀祖，还真是不大靠谱。

年轻时，唐伯虎身上有一股子浓郁的市井气息。他贪玩，好奇，鬼主意多，与发小张灵交情深厚，两人形影相随，可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唐伯虎的《伥伥词》反映了他的人生基调，自始就非“看多”，而是“看空”的“伥伥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易惹牵。何岁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后思量应不悔，纳衣持盏院门前。”唐伯虎具备超群的天赋，却不愿做正面的示范，在苏州城，难免招惹物议，令人侧目，很难邀得上流社会的谅解。

祝允明比唐伯虎年长十岁，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好友自毁前程，就三番五次地开导他“你若记得父亲的遗愿，就应当在举业上努力一番。你若只想随心所欲，就干脆脱下襕幞，烧掉科册，岂不轻松?如今你厕身于秀才行列，却又荒废举业，辱没斯文，这样的快感和逸趣到底如何?”祝允明的规劝有点聒耳，但满满的全是善意，唐伯虎欣然受教，他说“那好吧，明年是大比之年，我尝试花费一年的工夫来从事举业，如果没能金榜题名，我就把八股时文扔到爪哇国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