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更大

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不仅关乎的未来发展，也将决定亚太能否继续保持世界新中心的地位。

从经济发展史角度看，战略机遇，就是增长条件，包括内外两方面因素。过分强调外在因素和环境的变化，则将战略机遇扭曲为“机会主义”了。

事实上，1978年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目标，为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条件。这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内在动因。

而中日恢复邦交和中美建交，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的30年，始终就是在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互适应甚至博弈中展开的。1980年加入IMF，标志着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体系，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历史性的调整期，直到1994年“外汇并轨”，事实上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了14年。而自1994年到2005年，人民币在汇率机制上执行了事实上的“与美元联动”政策。在此期间，既经历了1990年代初被美国加入外汇操纵国，被迫长期与美国展开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谈判，也经历了2003年起以日本为始作俑者的日美欧拉网围剿人民币的日子。

冷战后“因素”的形成

冷战结束之后，亚太地区经济增速超群，经济规模急速扩张，迅速成长为世界的贸易、投资和技术集散地，具备价值创造和财富蓄积中心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属性和地位。

亚太地区最突出的发展特点是制造业的先行发展。亚太地区聚集了世界最发达的美日，也包括着世界最大的发展家，乃至世界主要的资源能源、粮食主产国。冷战结束后的市场机制和资本运动的结果，形成了发达、发展和新兴工业群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