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军统站长王天木ldquo;天津行宫rdquo;：利诱投

　 电视连续剧《潜伏》是根据天津作家龙一同名小说改编的，表现了天津解放前夕隐蔽战线的激烈斗争。军统天津站首任站长是王天木。经大理道附近的老住户指认，王天木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大理道57号居住过。

　　国民党军统华北区，指的是抗日战争前华北平津各地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的六大骨干之一(五人为陈恭澍、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在他的领导下，华北区成就突出，王天木和戴笠还差点成了儿女亲家。据说，这两个人长得很相像，如同孪生兄弟。在一些场合，多由王天木做戴笠替身。从层层关系来看，王天木与戴笠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抗战初期“除奸”骨干

　　1933年，情报探得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妄图策动驻军叛变，制造暴乱。王天木会同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及白世雄、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将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1934年初，该站特务在天津意租界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小孙女绑架，勒索五万元分赃。蒋介石查知后，责令戴笠查处。1934年春，王天木同天津行动队队员胡大虎，在北平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妓院与人发生了冲突。胡大虎是黑道出身，将人打死。尸体放在一个装衣服的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拉走。不知是什么原因事态暴露了，一时“箱尸案”轰动北平，大报小报均刊登了消息，这件事竟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大怒，下令严办。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中。后军统天津站进行大规模改组，改由王子襄担任站长。王天木实际上只服刑两年，到了抗战开始，军统急于用人，就放了王天木，这与王天木和戴笠的交情有关。

　　1936年底，王天木被释放，后到洛阳、潼关陇海沿线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戴笠将王天木调到天津任国民党军统特务华北区区长。1938年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任总指挥。抗战初期，王天木曾是抗日除奸的中坚力量，还曾经与军统的人试图在上海刺杀汪精卫。王天木任军统天津站长时，曾与爱国学生结拜为十兄弟，成立了“抗日除奸团”，专门对付日军和汉奸。暗杀了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海关监督程锡庚等汉奸。1939年春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在上海，他策划暗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篆。当时为了挫败日本与汪伪在造成所谓“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一系列暗杀行动，目标便是那些投敌卖国的汉奸。尤其是汪精卫出走河内，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更需要找几个大汉奸杀一儆百。于是“汉奸陈篆夜登鬼录，飞快将军从天而降”的消息一传出，人人称快。

　　利诱之下投日变节

　　正是陈篆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建立特务机构的必要，1939年9月5日“76号”特务机构由此脱胎而出。“76号”是汪伪政权下的特务组织，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务头子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机构地址最初设在上海大西路76号，后改在极司菲尔路76号，故代称“76号”。而“76号”最先要对付的便是王天木等人。早在“76号”成立之前，李士群就设法将王天木劫去，关押了几个星期，又放了出来。过了不久，王天木又险些丧命于军统同僚之手。更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他，这就是“戴老板”的意思，于是在李士群的利诱下，王天木一怒投敌。

　　1939年9月，王天木在上海投敌，军统在华北的组织，几乎被一锅端。由于王天木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均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济南负责人傅胜兰，原是戴笠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的活动，几近停顿。后王天木任“76号”的高级顾问，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1939年10月，任特别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肃清委员会成立，调任该会委员，兼所属“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唐蟒，王天木后升为总指挥。1945年抗战胜利，王天木藏于北平西山，后去台湾。王天木曾于上世纪30年代中叶住过大理道57号，，他在五大道还住过洛阳道洛华里。

　　在历史上，出现了众多世界级的大富翁，他们或因贪致富，如和珅、刘瑾，或依靠皇权致富，如邓通、梁冀;或抢劫致富，如石崇、成吉思汗;或弃官从商致富，如陶朱公;或因祖上留下巨额遗产致富，如巴郡寡妇清。他们用较短的时间，积累的财富动辄百万乃至千万亿万，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致富量之大于中外皆属罕见，在这些富翁界闪耀的名星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猗顿独树一帜，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白手起家，其所用时间之短、积累的财富数额之大比其他富豪毫不逊色，在当时就与全国首富陶朱公齐名了。

　　猗顿姓王，因为在“猗地停顿”发家致富而被后人称为猗顿，其本名反被人们忘记了。他本是鲁国的一个穷书生，史载他“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种地养蚕都不行，不是务农的料。就象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学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毕业了，却没有关系、没有门子找不到工作，上了半天大学，你再翻回来让他回家和父辈一样种地养蚕，要力气没力气，要心情没心情，一是干不下去，二是干不好。但猗顿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怨天尤人，他的很多白手起家致富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穷则思变，拜师求教。俗话说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大学毕业后当公务员是第一首选了。但由于时机不对，当不了国家干部，难道就自甘堕落不成?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来说不会，于是自主创业成为第一选择。猗顿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上进心极强的有为青年，懂得“穷则思变”的道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愿意一辈子受穷，终生贫贱?但下决心自主创业试图脱贫致富容易，实际做起来就难了，选什么职业就是第一个大难题。猗顿一直苦思冥想，寻找致富的门路。和其他农夫一样种地养蚕?实践证明是不行的，不如他们有力气，也不如他们有经验，干什么好呢?一个偶然的机会，猗顿听说全国首富陶朱公搬到自己家乡附近居住，大喜过望，连忙“往而问术焉”，问什么术?是请教致富秘诀啦!陶朱公是当代财神，岂是那么容易见的。他倒不是财大气粗，而是隐居于此，做人低调，不想见客。猗顿就象三国时的刘备三顾茅庐一样不厌其烦地拜访陶朱公，终于感动了“上帝”，陶朱公接见了他并授他八字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牸原意是母牛，引伸为牲畜之意，“五牸”就是牛马猪羊驴的母牲畜。陶朱公不愧是经商的鼻祖，一眼就看出了适于猗顿经营的产业畜牧业。猗顿家境贫寒，不适于干本钱大的行业。而畜牧业本小利大，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根据“鸡生蛋、蛋生鸡”滚雪球的原理渐渐繁衍壮大，日久定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一言点醒梦中人，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点，迁徙西河，在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景色宜人的山西猗氏南部开始了他的养殖计划。猗顿毕竟是个文化人，与其他牧民不同，他很快钻研出放牧的诀窍，摸索出“牛者顿足，马者夜饱，羊行自饱”的规律，创造出“盐水饮畜”、“斗米养千鸡”的饲养方法和为雄畜去睾丸的办法，并用本地和外地品种进行交配的杂交配种方法来繁育改良后代。俗话说“母羊生母羊，三年挤到养圈墙”、“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猗顿率领他的三个儿子王景、王寮、王鉴大干快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鸡猪满圈、骡马成群，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

　　克服“小富即安”思想，勇闯“致富冠军”。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猗顿并没有在陶朱公指点的畜牧业上停滞不前，安安分分地做一个富有的养殖专业户，雄厚的原始资本让他如虎添翼，他把眼光投向了一个更广大的领域——制盐贩盐，而他饲养的牲畜就是最好的贩盐运输工具。干什么钻什么，猗顿在盐业这一行又发明了垦畦晒盐法，大大缩短了出盐时间，非但如此，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猗顿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猗顿把盐运到西域，从西域换回一批批珍珠玛瑙、珠宝玉器，顿时眼光一亮原来珠宝业的利润更大啊!于是他又开始涉足珠宝业，钻研珠宝业。俗话说，熟能生巧。功夫不负有心人，不长时间猗顿就成了珠宝业的行家里手。《淮南子·汜论训》记载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抱朴子·擢才》记载说“结绿、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此时猗顿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其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方圆百里，皆其所有。疆域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汉代《盐铁论》载“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河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两千四百多年过去了。但猗顿的白手发家经历仍然给我们尤其是刚刚迈出校门的大学学子们以很大启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了，每个学有所成的学子跟猗顿都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丧失斗志、失意落魄、不满现状、天天唠叨抱怨生活的不公并不能换来致富机会，生活逼得我们每个人都要试图成为创业的能手。还是学学猗顿吧不满现状的人，才能成为富翁;肯于学习并学得真知识的人，才能成为富翁;从小事做起的人，才能成为富翁;干一行钻一行的人，才能成为富翁;勇于不断进取的人，才能成为大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