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山的悲剧：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的牺牲近八成

　　由于指挥上的失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4月30日，远征军长官部从瑞保撤至甘勃卢，集结于曼德勒地区的远征军各部均于当夜前转移至伊洛瓦底江西岸。5月1日，曼德勒为日军占领。

　　从东线包抄的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5月5日到达怒江西岸惠通桥附近。日军第56师团搜索联队4月30日从腊戍出发，沿途击退新29师在新维、贵街的坚强抵抗，5月3日攻占畹町，是夜复占八莫，8日再占密支那。远征军撤回国境的另一条主要通道被完全切断。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东路日军已突进至远征军主力左侧后。5月6日，长官部得知畹町、龙陵等地已经失守(当时因部队尚在移动之中，通信不畅，尚不知八莫失守及日军已抵怒江)，认为再按原定计划撤退，将极为困难，因而史迪威和罗卓英决定将沿铁路两侧向密支那撤退的第5军等部队改为向印度撤退，连续两次电令第5军。

　　据估计，这时在缅甸的远征军主力尚有第5军军直15000人、下属新编第22师6000余人、第200师7000人、第96师5000余人，以及第66军的新编第38师7000余人(杜聿明回忆录数据有所不同)。但杜聿明出于对史迪威的恶感，不愿退入印度，仍希望率部返回国内。经向蒋介石请示，蒋同意仍由密支那方向撤至腾冲。第5军遂按原计划向密支那方向转移。远征军司令部于7日开始从曼西撤退。史迪威带中、美少数人徒步西行，于24日抵达印度丁苏基，改乘飞机去新德里;罗卓英率长官部人员一面收容一面前进，于23日抵达印度英帕尔。

　　5月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13日破坏了重型装备，开始进入山区徒步转进。此后，各师即失去掌握，各自行动。第五军的部队则不得不徒步在原始森林的“野人山”山区向胡康河谷的太洛等地前进。

　　按照杜聿明回忆录的记载，进入野人山包括了第五军部分军直部队、新22师、第96师部队约2万人，其中第96师(5000-6000人)作为后卫，进入野人山后独立行进，并成功翻越高黎贡山返回国内。第200师与部分军直部队包括补训处的补充1、2团等部则沿滇缅公路方向，从日军封锁线中间夺路回国。

　　缅甸北部，至今仍然是一个外人难以涉足的神秘世界。孟拱以北，山岭纵横，河流密布，几乎所有溪流都汇入的一条长达400公里的河谷。这河谷从南向北几乎延伸到喜马拉雅山下，其中部有一个陡峭的峡口，将河谷分成两段，南边一段叫做孟拱河谷，虽环境艰苦，尚有人迹;北边的一段，则完全没有人烟，缅甸人把它叫做胡康河谷，也被称为“野人山”。

　　由于杜聿明的犹豫不决，第五军军部和新22师“弃车上山”的时机也已经太迟，大约一万余人的部队在环境恶劣的野人山又碰上最糟糕的雨季。

　　当时，退入缅北森林的军队把旱季干涸的溪谷河道当做交通要道，但在雨季干涸的河流会由于上游降雨而猝发山洪，洪水来势凶猛，荡涤一切，转瞬之间，人马即无影无踪。不仅如此，冰冷的雨还带走了热量，带走了体温，蚂蝗成群结队，循着人的气息随时袭来，无孔不入。

　　杜聿明部官兵在饥饿中以树皮野草裹腹，并完全迷失方向，绝粮8日，赖空投地图方于5月31日到达清加林长姆特，得到美军空投的支援。此时，杜聿明不得不奉命改道进入印度，在空投粮药的支援下，经新平洋于八月初撤到印度列多。此时，杜聿明率领的军部和新22师仅生还官兵三千余人。

　　1909年春，上海滩刮起了一股霍元甲旋风。旋风起源于前来走穴淘金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这个来自英伦的“型男”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亚波罗影戏院(ApolloTheatre)表演举重、健美等，严格地说，无非是个走江湖、卖把式的洋艺人，在技击格斗方面，只会些花拳绣腿的招式。洋卖艺的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国人民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奥皮音的吆喝有点过头，在舞台上公然表示要与华人打一场擂台，被报刊记者们一炒作，成了对“东亚病夫”的挑衅与侮辱，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伤的感情，于是，“沪人哗然”，群情汹汹，渴望着本土英雄们挺身而出，为国争光。

　　霍元甲就在这个时候闪亮登场。

　　幕后策划

　　为霍元甲在幕后做策划的，是他的哥儿们农劲荪。农劲荪在天津经商，身家富裕，在经济上一直照顾霍元甲。据说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启蒙者及几乎所有事业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及不懈的包装下，霍元甲从靠拳头吃饭的一介武夫，最终树立了类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辉形象。

霍元甲

　　农劲荪是同盟会会员，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推动者陈其美(即陈英士，其侄子为陈果夫、陈立夫)。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助手，也是当时藉藉无名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身为青帮骨干与同盟会高级干部，陈其美在上海负责协调这两大帮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帮闹革命屡战屡败后，同盟会便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此时，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容局面，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一些以强身健体为旗号的民间准军事力量纷纷出现，同盟会自然也要抓住机遇，“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陈其美语录)。霍元甲在江湖上名头响亮，而且又是农劲荪的哥儿们，自然是第一选择。

　　事实证明，同盟会策动霍元甲迎战已经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奥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势公关”。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霍、奥之战俨然成为事关中华民族尊严与脸面、彰显“黄魂”(即黄种人的魄力)的巅峰对决。

　　万众瞩目之下，策划者们开始在上海著名的“张园”内搭建大擂台，“高达4尺，宽广20尺”(两个月后，大清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在此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参阅本专栏8月24日《帝国的墙脚》)。霍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宣称“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吊足胃口的霍、奥之战，没有上演。主流的说法是，奥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真功夫吓破了胆，落荒而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

　　而据居间担任翻译的另一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小同乡陈公哲回忆“奥皮音初来，不晓国人拳术比赛方法，只取西洋拳术比赛规则，手戴皮套，只击腰围上部，不许足踢。霍元甲则以擂台打斗方法，手足并用，无所限制，如有死伤，各安天命。彼此协商，未能获得协议。”其实，奥皮音无非是个跑码头的卖艺人而已，“嘴大”并不意味着“无脑”，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没必要非把大英帝国的荣誉套在自己身上，与功夫名家性命相搏。

　　，在这场高调宣扬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经不战而胜。为了满足台下观众的热情(笔者尚未查证到同盟会设定的入场券票价)，主办者只好邀请观众上台打擂，“以不伤对方为原则，以身体倒地分胜负”。一场关系到民族荣誉的大战，至此演变为一场集体联欢。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轻松获胜，自此在上海滩打响了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