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军的来历：国民党74军为何誉为ldquo;抗日铁军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王耀武的 51 师从汉中调往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抗战。51 师坚守在吴淞口附近以罗店为中心的阵地，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打破日军从川沙登陆经罗店直趋嘉定，并切断京沪线的企图，成为整个战局的关键。日军发挥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优势，向罗店发动多次猛攻，均被 51师官兵击退。王耀武巧妙地运用夜战，派出部队强袭，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队长莫森，受到总部通报表扬。战后将51 师与 58 师合编成立 74 军，以俞济时为军长，之后 74 军成为国民党抗日劲旅，王耀武成为 74 军的一员主将。
1938 年 7 月，武汉会战的前奏万家岭战役，日本人试图逼近武汉，把 106 师团送进了包围圈。日本人的战斗力和装备都强于军队，为了解救这个 106 师团，避免它成为第一个在战场被全歼的师团，日本人也下了血本。反击的时候，74 军负责主攻。第一天攻击，就让日本人伤亡惨重，残部死守张古山。这个山山势很险，军队屡攻不下。俞济时告诉王耀武“张古山我不管了!反正两天后，我要上张古山向薛岳(战役指挥官)报告战况!”旅长张灵甫提议从绝壁上去，并且成功夺取了张古山主阵地。这一战，日本人承认的 106 师团死伤就有 3000 人奇事网以上。74军一举成名。此战后，王耀武成为 74 军副军长，依然兼任 51 师师长。1939 年 6 月，蒋介石亲自召见这位黄埔三期的名将，提升他为 74军军长(俞济时升任第 10 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江西上高会战。上高县城为赣北重镇，日军侵占武汉后，赣北成了江南防线的第一线。日军企图摧毁赣江、抚河两条流域间的军队，制定了“鄱阳扫荡计划”，他们以两个师团与一个混成旅团约5万余人的兵力侵犯上高县城。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此役军队毙伤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数千人，军马2800余匹，击落飞机一架，俘虏日军百余人，缴获山炮、追击炮10门及步枪千余支。上高会战是一次颇为成功的歼灭战，何应钦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此役以 74军战绩最为卓著，战后74军被授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受军队最高勋章。
1943 年4月参加鄂西会战，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74军军长。同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74军参加常德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8000人只有100人生还，余皆战死。王耀武率51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这一战深得蒋介石的赞赏，称赞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召见他，备加奖励。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24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73、74、79、100军4个军10万人。
一年之后，第24集团军改编成第4方面军。王耀武以一个黄埔三期的浅资荣登第4方面军司令官宝座，与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等老将平起平坐，其破格越升之速，在军界殊为罕见，令同辈望尘莫及。在第4方面军任上，王耀武指挥了对日的一战———芷江战役。此时王耀武率18军、73军、74军、100军及湖南省吴奇伟所率保安部队共约30万兵力迎击敌人，王耀武部则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初战即获胜利，打死打伤日军5000 余人。
战役历时近两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战役结束后，计伤毙敌28174 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 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的胜利是王耀武的得意之作。正是这一战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般黄埔同学望尘莫及的。当时他年仅40岁。
1945年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20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这是王耀武最辉煌的时候，他的74军被誉为“抗日铁军”。
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890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1935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率领一个医疗队来到，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积极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最终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事业。
的岁月
1939年10月中旬，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的抗日战争，募集经费和药品，白求恩准备回国一次。中共中央和聂荣臻同意了他的请求，军区卫生部特地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正在这时，日军调动了5万兵力，对北岳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推迟回国。10月下旬，他带领一个医疗队，从唐县出发，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离前线只有3.5公里的孙家庄停下来，将手术室设在村外一个小庙里，抢救伤员。
10月28日下午，白求恩正紧张地做着手术，哨兵报告说“敌人从北面包抄过来了!”但白求恩决然地说“再添两个手术台，加快速度!”20分钟后，只剩下一名受伤的战士朱德士。这时枪声四起，子弹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哨兵催促“白大夫，你一分钟也不能停留了!”
躺在手术台上的朱德士也挣扎着恳求“白大夫，不用管我，你快走吧!”白求恩却坚决地说“不，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力将你留下，你是我们的同志!”
朱德士的大腿粉碎性骨折。为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把左手中指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其间，碎骨刺破了他的手指，他迅即把手指伸进消毒液里浸了浸，又继续手术，直到缝完一针，才跟随担架转移到村后的山沟里。10分钟后，敌人冲进了孙家庄。
第二天，白求恩手指上的伤口发炎了，他忍着肿胀和剧痛继续医治伤员。
11月1日，白求恩准备转移时，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这属于外科烈性传染病。白求恩不顾劝阻，立即进行手术抢救。为保证他的手术安全，医生特意给他拿了副新手套，可是就在白求恩为伤员纵横切开伤口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带伤的中指受到致命的细菌感染。
无情的病毒侵蚀着白求恩的血液，高烧像火一样炙烤着他。可他仍不顾战友的劝阻，继续随医疗队向火线开进。从11月2日到6日黄土岭战役前夕，他为伤员做手术13例，并写了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其间，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却说“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样工作。”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时，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夜晚住在太平地，晚饭吃得很少。他由两名护士搀扶，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说“凡是头部、胸部有伤的伤员要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可到下午，头又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