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支火器部队：大明王朝神机营
初级火器的创制始于北宋初期。《武经总要》记载了这些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并公布了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等世界上最早的3个火药配方。明代嘉靖年以后,传统的火器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当时的火器研制者,改制明代前期的各种火铳,创制了快枪、多管多发铳、虎蹲炮,发展了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与火球、喷筒等各种燃烧性火器,创制了各种爆炸弹和地雷、水雷。这些火器连同火绳枪炮,基本上包括了古代火器的各个门类,形成了火器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
神机营是明朝永乐前期创建的京军三大营之一，也是和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火器部队，担负著“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神机营初期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共计官兵5000人。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多管火铳）；合用药675斤；手把口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铳）；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火药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明朝也趋于成熟，大体可分两大类由硝、硫、炭构成的纯火药配方和夹带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我国古代的化学武器）等火药配方，随着不同的用途而对应不同火要的配方，在制作工艺和火药理论方面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火器的发展也在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还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袁崇焕的关宁铁骑就有全部装备为神机营火器的骑兵，战斗力极为强悍。曾以8000余人大败皇太极的十万大军。取得广渠门大捷。
明朝神机营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火器部队。清代沿用明制，设立神机营，但康熙之后变开始没落。乾隆以后,统治者局限于骑射为满洲之根本至鸦片战争之前时，清军战船和战船所装备的兵器，退步到比明代末期还要落后的地步。当时的战船，虽然又装备了火炮，如最大的主力战船拖罟、红单等，安有数百斤至千余斤重的火炮30—40门，但因制造粗糙，极易炸裂，射程仅达100余丈。所以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水师不仅无力击败入侵的英国海军连用以运输军队，都因战船体积小，速度慢而无法完成任务。不仅无法运输陆军，水师本身的机动也不能满足战术上的需求。以至“彼处之救兵未来，而此处之守兵已溃”。最终遭到惨败。
只要想一想，1796年，拿破仑年仅27岁已经崭露头角，就不难知道他天赋非凡。他用自己的天才不断地建立丰功伟业。由于禀赋这种天才，他在人类军事史上走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他高举战无不胜的鹫旗，从阿尔卑斯山进军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塔古斯河之滨到莫斯科河两岸。飞扬的军旗之下，他的赫赫武功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将和凯撒大帝。他因自己令人惊讶的天才、不甘守成和好大喜功的本性，成为胜过一切其他人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这种本性有利于战争，但对维持和平的均势却很危险。
他把战争艺术推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巅峰，而这也把他推到令人眩晕的巅峰。他把国家的伟大视为他个人的伟大，他要以武力控制各国的命运。他以为可以靠个人的惨重牺牲换得一系列的胜利以及民族的繁荣;以为这个民族可以靠光荣而不是靠劳动获得生存;以为那些被征服而失去独立的国家不会一朝奋起，列出阵容强大、士气高昂、战无不胜的义师，推翻武力统治，重新赢得独立;以为在文明世界里，道德公理不应比单纯的武力强大，不管这武力有多大的天赋才能。这样，拿破仑走了下坡路。不是因为他缺乏天才，而是因为他想做那些不可能的事。他想以当时财枯力竭的法国使整个欧洲臣服，他不知道当时欧洲已经了失败的教训，很快就全面武装起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比指挥军队克敌制胜更为崇高的，是按照祖国的需要为祖国服务。正义应在一切地方受到尊重。和平应高于战争。
的确，如果只依赖个人的见识与才智处理人的问题，歪曲为尊重每个人而制定的社会道德法律，歪曲作为我们文明基础和基督教本质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那么即使是天才，也肯定会犯错误。
陛下，请安息吧。您英灵未泯，您的精神仍然在为法兰西服务。在每次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的鹫旗依然迎风招展。我们研究思索您的言行，战争的技艺便日益发展。只有恭敬地、认真地学习您不朽的光辉思想，我们后代子孙才能成功地掌握作战的知识和统军的策略，以完成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
本文是1921 年纪念拿破仑逝世100 周年时，福煦元帅在拿破仑墓前发表的演说。福煦在评价拿破仑时不吝溢美之词，却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比指挥军队克敌制胜更为崇高的，是按照祖国的利益为祖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