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对于的意义:民族主义逐渐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战区,集中在欧洲。但中心区域的爆裂性震荡,绝不意味着边缘区域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列强在东亚力量的削弱,意味着日本成为该区域的支配性力量。
本文将谈到的两场帝制,指的是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两场运动,指的是反“二十一条”运动、五四运动。这些集中在1914-1919年的事件的背景中,无一例外,都有日本存在。之所以日本变成了能够左右政局的力量,也恰恰是一战造成列强真空的结果。
两场运动反“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
一战在的开场白,是为1914年年底的“澳胶战争”。尽管战争始终局限在青岛胶州湾的狭小地理空间,但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小规模国际战争。主要参战国为日、德双方,英国、奥匈帝国的军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协同参与。青岛的主权所有者——,又一次实行了局外中立。
但日本的要求,不止于占领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首开元首外交之恶例,向提出分“五号”总共“二十一条”的“觉书”,并要求威胁中方,保守秘密。其中第五号,要求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袁世凯谓该“觉书”,是以“亡韩对我”。
随后,中日之间就“二十一条”展开了漫长的外交交涉过程,前后展开25轮谈判。5月7日,日本政府为了打开僵局,以武力相威胁,向发出了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通牒要求答复的要求中,日本政府接受元老的忠告,删除了第五号。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签订《中日民四条约》。
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袁世凯政府向英美不断放风,几乎每次外交谈判的内容,都通过顾维钧,向英美使馆与报界传达。从袁世凯政府的用意来看,是希望以英美(尤其是美国)力量来遏制日本。
民国初年,舆论已较晚清有大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报纸已经出现,这些报刊逐日刊载“二十一条”谈判的消息,大众神经一再被刺激。晚清诸次外交事件,丧权辱国、割地求和者不在少数,比起二十一条来,更为苛刻,但都没有引起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也在抗议运动中一再被剥蚀,甚至于原属北洋系统的各路督军(冯国璋、张勋等),也纷纷通电抗议,称不惜一战,以捍卫主权。
如果“澳胶战争”与“二十一条”是为一战在的开场白,那么“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战在的收尾之作,这一次外交失败的经历更为惨痛。
1919年巴黎和会之前,代表团抱以极高的期望参加和会。毕竟,一战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和议签订席上。彼时,政学界赴法观摩盛会者不在少数。国内舆论界,也热情高涨,以为此次和会,将能归还战时被日本夺取的山东半岛主权。实际上,这也是当日英法秘密运动北洋政府参战的条件之一。
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代表团就陷入困境。在议席问题上,被视为三等战胜国。,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列强无一支持的正当要求。在和议签订时刻,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议上签字,不置可否。顾维钧与陆征祥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在和议上签字。由此,巴黎和会成为五四运动的触发点。
相较于二十一条抗议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更大。二十一条抗议运动,基本人群为大城市中有文化的群体。而五四运动,非但学生为其先导,其抗议人群,波及工人、商会、市民、手工业者,抗议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并且,南北各军政要,也纷纷支持运动。
二十一条抗议运动至五四运动,民众自发组织能力不断加强,政治意识被不断唤醒。一战和日本,在这里充当的,都是民族意识被唤醒的触媒。
两场帝制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
1915年至-1917年,是一战在欧洲如火如荼之时,连续出现了两场复辟帝制的“革命”(颠覆现行政权的造反行为)。
毫无疑问,要恢复帝制,就要颠覆共和国。,为什么袁世凯和张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1915年年底,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从筹安会成立开始,就愈演愈烈。袁世凯帝制有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即“二十一条”导致袁世凯政府蒙受强烈的屈辱感。
杨度在1915年四月著名的为帝制鼓吹的文章《君宪救国论》,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亲笔题字,赐杨度“旷代逸才”。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帝制之失败,西南护国军固然给了北洋军不小的压力,日本政府不赞同,甚至以武力威胁袁取消帝制,也是重要原因。
1917年,随着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提出,段祺瑞主导的北洋政权将参战问题纳入议程。段祺瑞强硬主张参加协约国,而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积怨甚深,在参战问题上,意见相左,引发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黎元洪邀请驻徐州的张勋北上调停时局,张勋借此机会复辟帝制。
不过,第二次复辟,比第一次袁世凯复辟失败得更仓促,前后不过十二天而已。张勋复辟之前,数次联络日本,希望获得支持,但日本政府对帝制不表支持。并且,在反张勋复辟的讨逆战争中,日本积极在经济上支持段祺瑞,使得段祺瑞能在短期内组织起讨逆军。
留美精英的崛起
回顾这段历史,有几个问题应当注意到,并对近代发生持续影响。
第一,一战对于来说,是个突然发生的意外状态。此前列强都同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被打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势力在华上升。
第二,内部的权势转移。由于青岛主权问题、二十一条之抗争以及围绕山东主权问题巴黎和会之失败,早期留日并有一定亲日倾向的精英阶层,不断被边缘化,相反,留美之精英,无论在舆论市场还是政治前途上,都大为被看好。1919年前后,可以注意到的是,胡适在知识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在外交界,顾维钧则逐渐成为主导性人物,这两人都是留美博士。
第三,未来主导的新政治力量崛起。五四运动的导因中,山东之主权问题,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英法列强对正当要求的不予理睬乃至出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崛起。
绿林好汉占山为王大多只有两条路可走,被官军剿灭或者受官府招安,像自生自灭那种都是些小打小闹的角色,原本就成不了气候。宋江选择的是寻求朝廷招安,这已经成为他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宋江是逢人必说招安。捉到一个朝廷前来剿灭梁山的将领,宋江要说日后招安之事,见到朝廷命官宋江要说只等招安之事,就是在重阳节的菊花会上,宋江也没忘了作曲填词的说招安。说多了不免让人心烦,宴会上说这事不免有些煞风景,上惹得武松反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李逵更是一时性起,把桌子也给踢翻了。不过,最早提出来招安的人却是武松!
那是武松和宋江准备离开孔太公庄上,宋江约武松同去清风寨花荣处,武松怕连累了花荣,说“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招安”一词才屡屡从宋江嘴里冒出,以至于一说未来之事必定是招安。菊花会上武松的发作是在梁山座次排定以后的事情,为什么最早由武松提出来的招安,又是武松第一个跳起来反对呢?这是因为,武松的招安和宋江的招安虽然归宿一样,但所走的道路却不尽相同。那么,武松的招安和宋江有什么不同呢?
武松的招安是为国出力,宋江的招安是投降
在孔太公庄上,宋江约武松去清风寨花荣处,武松说“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去那里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离开孔太公庄上,在宋江要去清风寨时两人分手,宋江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单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听了宋江的话,武松根本就没有接这个话茬。武松提出来的“招安”,宋江也是这般说了,武松为什么不接这个话茬呢?这是因为,宋江的这段话里有武松认可的道理,也有和武松不一样的成分。
武松认可的道理就是,日后到边疆去,一刀一枪,凭真本事,为国杀敌立功,也为自己青史留名。宋朝从立国到亡国,一直是边境不宁,书中更是不断提出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正是说明西部边陲正处于长期战备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像武松这种有一身武艺的人,到了那儿去是有用武之地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史进的师傅王进、扈三娘的大哥扈成都去了那儿。武松去不成那儿,因为他杀了很多的人,朝廷正在通缉他,况且他“又做了头陀”,因而去不得。武松犯的是重罪,任何大赦令都对他不起作用,所以,他想为国出力只有等到招安了以后才行。武松不能认可的成分就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鲁智深、杨志已经在二龙山站稳了脚跟,武松前去能不能被人容纳尚且是个未知数,他凭什么就能够撺掇的人家投降?,假如就这样无缘无故的投降了,武松等人照常会被处死。宋江自身就是一个例子,他千方百计求来的一纸招安诏书,结果是所有人都可以赦免,唯独他不能够赦免。更重要的是这不是武松的性格,如果是让他屈膝投降,他当初何必再返回去杀张都监等朝廷命官?
武松的招安是让朝廷感受到疼处,宋江的招安是向朝廷乞怜
那么,怎么样的招安才可以为武松等人所接受呢?这就是让朝廷知道他们是可用之才,并不是那种天生的强盗贼人。要想让朝廷知道这一点,就必须先和朝廷派来的军队真刀真枪地干一仗,让其感到疼痛,这样朝廷(官府)才会放下身架来和你谈判。否则,你一个强盗贼人,人家能够一仗把你剿灭,谁会凭着这样的“大功”不要,去干些和贼人勾勾搭搭的招安勾当?一味的说投降,绝对不是武松所能接受的。呼延灼攻打桃花山那阵子,李忠、周通抵挡不住,只好请二龙山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人相助。杨志有一段话说得好“俺们各守山寨,保护山头,本不去救应的是。洒家……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觑了洒家这里。”也就是说,他们各守山头,是可以不管不问的,不能让官军小看了。只有让官军重视,知道他们不是软柿子,靠佂剿不能解决问题,这样他们才可以真心实意地招安。就像吴用说的那样“等……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