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之莱芜战役:模板化的避实就虚的经典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2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临沂以南至莱芜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
当年1月,国民党军在其最高统帅蒋介石部署下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以23个整编师53个旅,采取南北对进的部署,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于临沂地区。,从冀南、豫北抽调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以便阻止华东野战军西进或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1月底,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的8个整编师20个旅为主要突击集团,分三路由台儿庄、新安镇(今新沂)、城头一线向临沂攻击前进,第2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的第73、第12军及整编第46师,为辅助突击集团,自1月中旬起,由明水(今章邱县)、周村、博山一线南下,向莱芜、新泰地区开进,策应南线的作战。
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休整待机。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企图采取各个击破、逐次歼敌的手段,诱逼南线进攻的三路国民党军突出一路,予以割歼,再及其余。南线国民党军始终坚持密集靠拢,齐头并进。而北线的李仙洲集团3个军(整编师)以梯次配置的队形,孤军深入,于2月初占领莱芜、颜庄一线。华东野战军陈、粟、谭依据敌情的变化,果断改变战役计划,转兵北上,歼灭孤立分散的李仙洲集团。除以第2、第2纵队伪装全军,在临沂以南采取宽正面部署,迷惑并阻击南线国民党军,主力第1、第4、第6、第7、第8纵队于2月10日起,以急行军隐蔽北上,以驻胶东、渤海地区之第9、第10纵队迅即开赴莱芜地区参战。并布置地方武装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架桥,造成华东野战军将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靠拢组假象。15日,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蒋介石、陈诚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伤亡过大、无力再战,遂令李仙洲集团加速南进,协同欧震集团,聚歼华东野战军于临沂以北地区。
18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进抵莱芜周围地区,完成对李仙洲集团主力的战役合围。李仙洲集团察觉有被围歼的危险,迅即收缩兵力于莱芜城,并令驻博山之第73军第77师即开莱芜归建。华东野战军除以主力荫蔽待机外,以一部攻取锦阳关,构成对明水方向援军的阻击阵地,以一部进攻莱北吐丝口镇(今口镇),切断李集团北撤通道,另以一部担负伏击第77师。20日上午,由博山南开之第77师进至博(山)莱(芜)公路上的和庄、不动地区,被预先设伏于该地的第8、第9纵队主力一举歼灭。20日晚,华东野战军对困守莱芜的李集团发起全线攻击,至21晨,攻占莱芜城郊的几个要点,打退守军的连续反扑。攻占锦阳关,包围吐丝口镇守军。李仙洲固守无力,待援无望,在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指令下,于23日率其指挥部及第73军、整编第46师向莱芜以北突围。整46师师长韩练成在解放军敌工干部策动下,临阵放弃指挥脱离部队,更增加了突围部队的慌乱。
华东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莱芜至吐丝口镇的公路两侧设置袋形阵地,并以由南线赶来参战的第2纵队部署于蒙阴地区,以防李集团向西南撤退。上午10时,李集团的先头部队进至芹村、高家洼一线,即遭部署于吐丝口镇的第6纵队的顽强阻击。中午,当李仙洲集团的后尾撤出莱芜城时,第4纵队一部立即抢占该城,断其退路。,由第1、第7、第4、第8纵队组成的东、西两突击兵团向拥挤于南北约2公里、东西约3公里的狭窄地域的李仙洲集团,发起向心突击,采取穿插分割战术,仅经5小时,歼灭该集团,俘李仙洲。第73军军长韩浚率余部千余人钻隙撤入吐丝口镇,会合新编第36师向博山方向撤退,被部署于青石关地区担任阻击的第9纵队歼灭。华东野战军乘胜发展攻势,收复胶济铁路西段及其两侧的县城13座,使鲁中、胶东、渤海解放区连成一片,改善了山东战场的作战态势。
莱芜战役期间,华东各级支前机构和民工支前制度已趋于完善。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战前还专门发出了加强战勤保障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最有威望、最有能力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支前工作。战役期间,在通向战区的漫长补给线上,50万民工日以继夜地前送粮弹,后送伤员。当我军改变作战方向后,广大民工也迅速调转方向,向莱芜地区紧急输送粮食弹药。实践证明,战区支前工作发动的充分和组织的严密,是保障战役、特别是大规模运动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莱芜战役中也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矛盾。正如战后敌军的一些高级军官所说的政治上的派系之争反映为作战指挥上的不统一。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直接体现在战役指挥上陈诚与王耀武的分歧上。这种情况,促使不少高级军官间离心离德,人人自危,宁愿在战后的战役检讨上打官司,而在战场上则各保实力。
点评此战,解放军以伤亡8800余人的代价,3天内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区前进指挥所、2个军(整编师)部、7个师(整编旅),计56800人,其中俘敌46800人,毙伤10000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并乘胜解放了博山、淄川等十三座县城,使渤海、鲁中、胶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严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打破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计划,为尔后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这一作战,华东全军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体会更深,执行得更为自觉,集中统一的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莱芜战役也为我军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主要是一切作战行动均应从有利于歼灭敌人着眼,哪里便于歼敌就到哪里去打,不惜暂时放弃重要城市;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部队,持重待机,保持主动;诱敌深入,坚持在运动中求歼孤立突出之敌;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制造敌人的错觉;敌变我变,实施灵活机动的指挥。
傅昭仪(?—公元前2年),傅氏,汉元帝刘奭的妃嫔,定陶恭王刘康生母,汉哀帝刘欣的祖母。 其父为河内温县人,早逝;其母遂改嫁为魏郡郑翁。
傅氏初为上官太后的才人,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得以进幸。汉元帝即位,立为婕妤,甚得宠爱。生有一男一女,女为平都公主,男为定陶恭王刘康。后封为昭仪。
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去世,傅氏随子刘康归定陶国,称定陶太后。阳朔二年(前22年),刘康去世,其子刘欣继王位,由傅太后亲自抚养。时汉成帝无子,遂立刘欣为太子。
绥和二年(前7年),汉成帝去世,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尊祖母傅氏为恭皇太后。一年后,改称帝太太后。后又改称皇太太后。元寿元年(前1年),傅氏去世,与汉元帝合葬渭陵,称为孝元傅皇后。
立为昭仪
傅氏的父亲是河内温县人,很早就去世了,其母改嫁魏郡人郑翁为妻,生子郑恽。傅氏年少时,是上官太后的才人(宫廷女官),自从汉元帝刘奭被册立为太子后,得以进幸。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元帝即位,立傅氏为婕妤,深得宠爱。
傅氏为人很有才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下至宫人左右,都为她祝酒祭地,愿她长寿。生有一男一女,女为平都公主,男为定陶恭王刘康。刘康有才艺,极受汉元帝喜爱。汉元帝既宠傅氏,也宠婕妤冯媛;冯媛生子中山孝王刘兴,汉元帝想提高二人的身份,认为二人都有子为王,汉元帝尚在,不得称王太后,乃改称为昭仪,赏以印绶,位在婕妤之上。昭仪为昭其仪,是尊重之义。到汉成帝、汉哀帝时,赵昭仪、董昭仪都无子。仍沿用此称号。
孙继大统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去世,傅昭仪随其子定陶恭王刘康回到封国定陶,称为定陶太后(傅太后)。
阳朔二年(公元前22年),定陶恭王刘康去世,其子刘欣继承为定陶王的爵位,刘欣母为丁姬。傅太后亲自抚养,到刘欣长大后,汉成帝无子嗣,当时中山孝王刘兴健在。元延四年(前9年),刘兴与刘欣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宝贿赂赵昭仪及汉成帝的舅舅骠骑将军王根,私下请求立刘欣为太子。赵昭仪与王根见汉成帝无太子,都想事先结好于刘欣,为今后的富贵作长久打算,就在汉成帝面前互相称赞刘欣。汉成帝也很器重刘欣,第二年遂立刘欣为太子。
一个多月后,汉成帝立楚孝王刘嚣之孙刘景为定陶王,奉定陶恭王刘康之后。太子刘欣想对祖母傅太后及生母丁姬进行拜谢,少傅阎崇认为《春秋》不以父命废祖父之命,为人后嗣之礼不得顾私亲,不应当拜谢。”太傅赵玄认为应当拜谢,于是刘欣就拜谢了。汉成帝过问太子刘欣拜谢的情况,尚书劾奏赵玄的建议失礼,降为少府,派光禄勋师丹为太傅。诏傅太后与丁姬自居定陶国府,要有关官员讨论皇太子与傅太后、丁姬能否相见,有关官员奏议不得相见。不久,汉成帝的母亲王太后王政君想令傅太后、丁姬十日至太子家,汉成帝说“太子承继正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再顾私亲。”王太后说“太子年幼,是傅太后抱养大的,现在到太子家,就报她乳养之恩,这不会有什么妨碍。”于是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丁姬因为从太子小时就没抚养,就不得见太子。
尊奉称号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王太后诏令傅太后、丁姬十日到未央宫。高昌侯董宏迎合汉哀帝的旨意,就上书提议封丁姬为帝太后。师丹弹劾董宏说“董宏心术不正,危害朝廷,实属大逆不道。”汉哀帝刚刚即位,遇事谦逊,听了师丹的话也就作罢了。后来就禀告王太后,让她下诏尊奉定陶恭王刘康为恭皇。汉哀帝说“《春秋》之义是‘母以子贵’应尊奉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设置左右詹事,封赏食邑按照皇太后、皇后的制度。追尊恭皇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恭皇后的父亲为褒德侯。”
一年多后,汉哀帝又下诏说“按汉家的制度,当亲其所亲,尊其所尊,定陶恭皇的尊号不应再加定陶二字。应称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后来又将帝太太后的尊号改为皇太太后,所居宫殿称作永信宫,帝太后所居宫殿称作中安宫,各设有少府、太仆,秩禄都是中二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