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义：垂暮之年抬着棺材去西

　　占版图达六分之一的新疆，之所以现在还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之内，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中兴清朝的名臣---左宗棠！

　　这是一段每个人都不能忘记的历史。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清朝经过鸦片战争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军队腐败，灾害频发，贪官横行，民变四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864年，中亚地区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个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内乱，带兵侵入了新疆，先后占领了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到1870年秋，攻占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占领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与此，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伊犁。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他这样说“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决不能告老还乡，我决不能不管。我一定要和这个入侵的强盗干到底！”但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就是失去了，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就算是收回新疆了，也不过是多了几千里的无用不毛之地，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负担。（看来把李鸿章定为卖国贼确实没有冤枉他，历史是公正的。）左宗棠针锋相对，力排众议，他认为“海防”、“塞防”同等重要，新疆断不可失。当时的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领大军出玉门关，收复新疆。，当时的清政府囊中羞涩，拿不出西征的军费来。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那也得借，左宗棠知道如果不借，军队就无法出关，就无法收复新疆。，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朝廷出300万两，海关出200万，凑了1000万两银子的军费。

　　于是左宗棠整顿军务，筹粮筹运，筹集了四千万斤粮食，集中了5000辆大车，5500匹骡马，29000峰骆驼。1876年4月，左宗棠统率着大部分由湘军组成的七万多西征大军，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雄师亲住玉门关，不斩楼兰终不还。在那尚属冷兵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何等壮观的行军场面！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也就是先打北疆的薄弱之敌，攻击南疆的敌军主力。不轻易冒进，一旦战机成熟，当速战速决。左宗棠常自比为诸葛亮，从左宗棠用兵新疆的战略战术来看，他是深得诸葛亮用兵之道的。

　　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进兵新疆很顺利，很快就平定了阿古柏的叛军，至1877年底收复了南北疆。接下来左宗棠面临的就是要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是年近70，而且因军务的繁忙，常咳血于营帐。他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充分的准备，抬着棺材，指挥大军兵分三路，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誓死要收复伊犁。这是何等雄壮的气势！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在当时被誉为“人的气质”。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官场恩怨

　　左宗棠、曾国藩是晚清咸期一代豪杰，都为同治中兴立下不朽功勋，此二人与彭玉麟并称大清三杰，又与胡林翼、彭玉麟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还与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左宗棠、曾国藩二人共事十余年，交情甚厚，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往来，令世人为之惋惜。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中，也流露了两人由知己到交恶的原委。

　　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就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甚感兴趣。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第。但好运也就此结束了，此后的6年中，他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左宗棠是有大志的人，他并没有在京试的失意中走向人生的沉沦，也没有像有些落第文人那样从此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大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正如他后来所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

　　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早在1830年，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长龄即“以国士见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以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7年的春天，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

　　陶澍看了对联后很开心，他接下来走进县公馆，只见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其意即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自己的知己！陶澍无法不激动。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作者正是左宗棠，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还以封疆大吏之尊，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宗棠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此番会见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左宗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联遂成千古绝唱。林则徐临终前还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