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不私故旧的启示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皇帝李世民，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是金科玉律，谁也不敢违抗。庞相寿犯的贪污罪，在旧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想叫他复一个刺史官的原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可是魏征却把公私、利害、得失庄严地提出来摆在唐太宗面前，要他去选择徇私就不能为公，为公就不能徇私；要照顾老部下就会丧失为善者，要不丧失为善者就不能照顾老部下。结果，唐太宗幡然悔悟，不敢徇私，打发庞相寿走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够这样认真听取别人的批评和意见，虚心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不是勉强，而是欣然接受，无怪乎他能力扫群雄，统一全国，励精图治，开创出“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为后世所赞颂。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李世民、魏征身上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马说》《资治通鉴》给我们的启示

《马说》通篇用的就是托物寓意的写法，以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作者希望统治者能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全文寄托作者的愤懑不平和穷困潦倒之感，并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进行了讽刺、针砭和控诉。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给后来人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为了给当朝的皇帝看，孰优孰劣，未辩已先知。司马迁写《史记》用大手笔，连皇帝祖宗的短都敢揭，读来能够使人淋漓畅快，不觉有隐晦掩饰之憾，而《资治通鉴》则明显带有御览御用的气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有权纂写历史的人，也终有一日会被历史评价。
借用墨老一句话做人要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