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战场上许世友绝无仅有的一次耻辱原因
当人们在谈论许世友将军时，总认为他爱打大仗，爱打恶仗，从来没有打过败伏，是一位“全胜将军”，历史并非如此。
许世友将军，生前常对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耻辱，每当忆起此事，他都气愤难平，追悔莫及。
事情是这样的1935年9月中旬，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自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已过草地，可是张国焘却下令红四方面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地南返，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第二次过草地，已是秋季，金风飒飒，天气较寒，缺衣少食，比第一次过草地更为艰苦。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马塘、松岗、党坝一带，开始了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运用夜摸、奇袭和穿插迂回的战术，空峡谷，渡激流，翻高山，抢隘口，所向披靡，一往无前，迅速攻占了丹、懋功、达维等地，毙伤俘敌三千多人。
蒋介石见红四方面军南下，急忙调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刘湘等川军，四处防堵，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堵截于天全、宝兴西北岳地区。
红四方面军为摆脱困境，决定以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为目的，于10月20日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确定以许世友率领的红四军为前锋。11月底，许世友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命令，挥军继续南下，经过艰苦卓绝地战斗，先后占领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大邑和荥经县城，取得了局部胜利，初步站稳了脚根。这时，全军上下，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接下来，在百丈地区又与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展开了会战，打了七天七夜，双方打成了胶着状态。
12月初，敌人加强了攻势，蒋介石急派薛岳率七个师，从新津、成都出动，经洪雅向荥经、汉源大举进犯，妄图配合其他川军将方面军压迫于天全、芦山地区予以全歼。
在这紧要关头，一贯“左”倾的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亲自到红四军找许世友商讨防御任务。许世友面对地图思索良久，然后伸出小胡萝卜粗的手指，指向部位峡口“敌来者不善，守峡口最好摆上五个团，至少也得三个团，否则守不住！”陈昌浩不同意许世友的意见，自信地说“薛岳用兵谨慎，总是稳扎稳打，碉堡政策，不会把主力一下子用上来，我们摆一个团就足够了。”许世友据理力争，再三陈述敌我力量对比和利弊关系。这时，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却以势压人，命令说“许世友同志，执行命令吧！”无可奈何，许世友只好执行命令，立即派了最强硬的三十五团去扼守峡口。
战斗打响以后，薛岳一次不投入九个团的兵力，对峡口实施疯狂的进攻，看家本事全部用了出来。红三十五团指战员，面对强敌，英勇抗击，迭挫强敌，打得异常艰苦，但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失利。全团伤亡三分之二，团长、政委，也壮牺牲。峡口阵地失守，敌人蜂拥而至，红军防不胜防，乱了手脚，不得不边打边退，撤至天全、紫石关一带。
战后，许世友对峡口一仗的失利，有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峡口失利，主要原因在于违反客观实际的瞎指挥。沉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指挥员的决心正确与否，事关战役、战斗的成败。指挥得当，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指挥失误，将会招致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而指挥员的正确决心，必须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全面了解、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尽可能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反复磋商，集思广益。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地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吃败仗。
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咸丰八年（1858），中美商订《天津条约》时，美方代表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在美派遣领事，以便照料侨民，谭以“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代表告之侨民数已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曰“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飘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但光绪二年（1876），天朝帝国还是前所未有地派出了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这一年郭嵩焘出任英国钦差大臣。但出使之前，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家乡湖南更是议论纷纷，妄下雌黄者夥矣。名士王闿运曾编就一联予以讽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在烧毁郭修复的玉泉山林寺后，还扬言要捣毁其住宅，开除其湘籍。老友刘坤一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当时曾流传一幅诋毁他的对联“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处的“鬼”指的是外国人。湘人描述湘之闭塞与仇洋，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云“都邑之士，颇闻时事，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言西人富强，则摇首不信；言西国文明，更拊心若疑；闻保种、保教之言，以为过虑；闻瓜分中华之说，以为讹言。”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云“乡里人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
奉使英伦前，郭嵩焘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某君之随使泰西，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归国后郭嵩焘曾回湖南老家，据清人所撰《名人轶事》载“郭嵩焘尝奉使泰西，颇知彼中风土，以新学家自命。还朝后，缘事请假，返湘中原籍。时内河轮船犹未通行，郭乘小轮回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观此可见当时内地风气未开之怪象也。”
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进逼北京时，“郭筠仙（嵩焘）尝以编修参僧格林沁军幕，拒英法联军于天津。僧王密询战守方略，郭对以外人志在通商，但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称名与战。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如其已。王默然。及北塘溃败，乃服郭公之言为有识。”郭又尝与僧王言“制敌之策，惟在狙击，然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即败亦不至有悔。”僧王终不能用，败后尝语人“朝官惟郭翰林爱我，能进逆耳之言。我愧无以对之，使早从其言，何至此败？”（见易宗夔《新世说》）
出使英国期间，郭嵩焘写过一部两万字的小书《使西纪程》，谁知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梁启超《五十年进化概论》中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从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称其道中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
自古只见各国纷至朝贡人，焉有天朝外驻使节者。
鸦片战争后接连不断的军事政治失败，使国中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感觉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故，意识到了固有知识本身存在的缺陷，并要以西方致强之道对其加以拯救改造。但在对待西方知识的态度上却陷入了保守与激进的二元对立状态。保守主义者关注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激进主义者则从实用化的知识接受，发展到了来者不拒地全盘接受，西书也译，西法也搬，机器也造，学校也建，从抄制度到借课本无所不及。在晚清风雨飘摇、蜩螗沸羹的政治背景下，保守者与激进者的争执始终贯穿于政治与知识间。争执的结果是激进者在知识层面上占尽上风，但在政治权力上却无法站稳脚跟，政治权力一直是保守主义者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