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面临的挑战：和札木合的交

　　征服蔑儿乞惕人后，铁木真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他依附于扎木合，伺机发展。他们俩人严格来说还可以称得上是远方的亲戚，同属于乞彦部。同祖的根源，再加上小时候的童年友谊，让他们坚定了共同统一草原的梦想。不过，在群雄争霸草原的年代，铁木真和扎木合之间不可能有长久的友谊，更不可能有共同成事的基础。因为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各自也都知道共同统一草原的梦想在他们两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之后的大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个和平的氛围倒是年龄稍长的扎木合打破的。

　　铁木真和扎木合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一年半，一天，扎木合对铁木真说“依山居住，牧马的人可得帐房住;靠水居住，放羊的人可得饮食吃。”铁木真当时并不清楚扎木合的真正意思。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孛儿帖，精明的孛儿帖很自然的理解扎木合不愿再和铁木真一起的含义。于是，铁木真连夜离开了扎木合。

　　铁木真一路前行，愿意追随他的人陆续地从扎木合那里加入到了他的队伍。其实，本来在扎木合的队伍中就有一半左右是铁木真父亲的旧部，当铁木真父亲死后就归顺到了扎木合部。这次重投旧东家，恰恰说明了铁木真此时的威望和实力是处在上升的阶段，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这为他日后的称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相反，这也突出了此时扎木合内部已经开始分裂，人心思动的想法在开始蔓延。

　　在后来变化不定的混乱中，铁木真慷慨、英武的声誉越传越远，渐渐地有其他部族集合到他的帐前。铁木真于公元1183年成为蒙古乞颜部的可汗。他即汗位以后做的事，就是克服旧式联盟那种互不统属、易于分裂的弱点，建立一套有利于汗权的制度，这使他得到了一支精悍的护卫军。

　　这时铁木真深知凭借此时自己的力量还不是强大王汗的对手，也要照顾到仍具有实力的扎木合，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称汗之后，立即派使者报告了自己仍然必须依靠的“王汗”。，派人向扎木合通告了他称汗的情况。尽管扎木合对铁木真称汗一事无可奈何，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他暗地蓄积力量，准备讨伐铁木真这位昔日的安答。

　　机会终于来了，没有多久，扎木合的弟弟由于抢掠铁木真的马群被蒙古部人杀了，这是当时草原上时有发生的常事，扎木合以此为借口，纠集他所属的13部共3万人准备向铁木真发起进攻。此时，铁木真对扎木合的进攻浑然不觉，幸亏每每在关键的时刻都有贵人相助。扎木合有个部下因他儿子在铁木真处效力，就将扎木合兴兵的消息向铁木真报告了。

　　铁木真于是把自己的3万士兵分成十三翼迎战扎木合。双方在克鲁伦河畔的答兰巴勒主惕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之战”。铁木真这一次面对扎木合并没有取胜。他的营盘被扎木合军队所冲击，他只好且战且走，向斡难河流域之哲列捏峡退去。扎木合便把仇恨发泄到被他抓获的铁木真的支持者们身上。他的这种举动激起了多数人的不满，扎木合这次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却遭到了失败。

　　而铁木真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笼络人心，十三翼之战后不久，对扎木合心怀不满的族人就前来投靠铁木真，铁木真的威望得到进一步提高，势力更加壮大了。也正是这次战争之后，铁木真才真正独立的在漠北草原站稳了脚跟。

　　到了公元1201年，与扎木合结盟的各部也终于意识到铁木真的日益强大将威胁到他们，于是，扎木合组织了一个真正的部落联盟，想凭此同铁木真和王汗联盟一争高低。扎木合组织的这个部落联盟包括了除投奔铁木真的部落以外的大多数蒙古部落。

　　，参加这个联盟的还有下克鲁伦河流域的塔塔儿人;下色楞格河流域的篾儿乞惕人;下斡难河流域的泰亦赤兀惕人;贝加尔湖西岸的斡亦剌惕森林狩猎人;与这些部落亲善的许多小部落，也参加了扎木合的联盟。最具戏剧性的还包括了铁木真岳父岳母所在的部落。

　　该联盟各部在刊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公推扎木合为汗，尊为“古儿汗”。紧接着，他们按萨满教礼仪书举行宗教仪式并相誓为盟说“吾等之中，若有私泄机谋，阴怀异志者，将如此颓土断木般下场!”誓毕，共举足踏岸，使土崩于河水之中;挥刀斩木，使木断叶落于地。然后即分头行动，准备合力偷袭铁木真。

　　但他们并未能保守住秘密。他们分头准备时，豁罗剌思部的一个名叫豁里歹的人立即去向铁木真告密。铁木真立即向王汗求救。王汗一听有变，即起兵前来同铁木真会合，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马顺利来到赤忽儿忽山、扯克彻儿山和阔亦田之地。这时，扎木合的军队溯额尔古纳河而上，也抵达了这个地区。

　　两军在第二天的黎明开始决战。史书中被神化了的萨满法师不亦鲁黑和忽都合别乞在这时开始大显身手。他俩端来一盆净水，从怀中取出石子数枚，投入水中，望空祷诵，念动咒语。霎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雨雪从天而降。他们本想以此迷住铁木真和王汗的人马，然后乘势掩杀过去，不期老天有眼，蓦然间风势一转，雨雪随飞，反向扎木合的军马袭来。

　　铁木真和王汗大喜，便趁此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之机挥军冲杀过来。扎木合的军队顿时乱了阵脚，慌忙奔逃，自相践踏，黑暗中不识路径，跌入深涧者无数。兵败如山倒，扎木合的联军就此分崩离析，活下来的人四散逃命。扎木合返回其额尔古纳河流域营地。扎木合在撤退时毫不犹豫地趁盟军遭难之机，大肆抢掠这些曾公推他为古儿汗的盟军。这种失去理智的疯狂行径使他失去了的支持者，他刚登上不久的汗位也而崩溃了。

　　铁木真在这次征战中被箭射伤，后来射箭人见取胜无望就来投靠，并承认是射伤他的人。铁木真见他不仅箭法好，人品也好，就免他一死，并赐名“哲别”——箭簇的意思。这个人就是金庸笔下著名的射雕能手哲别的真实原型。在以后的西征中哲别是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为铁木真立下了汗马功劳。

　　乃蛮部是扎木合的绝唱。铁木真靠着有序的军事组织打败了游牧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的乃蛮部，收拾了各部族散落的残部。战争后，扎木合再无处可投，之后，被他的5个随从押送给铁木真。铁木真念他们年少时的友谊，又念扎木合在强大时也没有谋杀自己，他愿与扎木合修好，但扎木合拒绝了，他说“天下已非汝莫属，友伴有如我者，于汝又有何益哉?我二人之间，已不可复为友矣”。对于扎木合的死有一说法是他裹着毯子被骆驼踏死。而那5个随从则被铁木真作为叛徒斩首。

　　铁木真和扎木合作为多年恩怨的竞争者，以铁木真的胜出而宣告结束。在这一角逐中，铁木真具有的优势则是性格顽强、政治敏锐，以及具有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艺术，并且在开始时得到了王汗的坚决支持。

　　扎木合似乎也很卓越，如果说他在内聚力上缺乏的话，但其活跃的思维和战术的运用是不逊于铁木真的。，如果有关铁木真的史书是可信的话，扎木合在做人方面是一位不可靠的朋友，他会毫不犹豫地掠夺自己阵营中的部落。而对于忠实于自己的部落来说，铁木真则是坚定、忠实的保护者。

　　，在他们两者之间，王汗也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始终支持铁木真，与他一起在阔亦田不顾斡亦剌惕部和乃蛮部巫师兴风作雨，迫使扎木合退到额尔古纳河下游。可以说对铁木真无论是实力还是心理上都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

　　在汪精卫叛国集团中，高宗武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名的“日本通”，可以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就是有心投敌也叛国无门。，当汪精卫踏上贼船，签订卖国协定之后，高宗武却立刻反水，与陶希圣一道潜至香港，并公开日汪秘密协定，从而使汪精卫汉奸嘴脸大白于天下，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高陶事件”。

　　对于高宗武这种行为，历史上不外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身负秘密使命，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这样写道:“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于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两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联系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致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以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之勋，大可封侯分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叛逃。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绝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

　　，朱子家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测:“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朱子家的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缺乏系统性。而《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则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作了全面的考察。

　　从高宗武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看，尽管高宗武声称蒋介石过于严峻，不如汪精卫热情近人，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蒋介石不仅将他从一位普通的教授提拔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着所谓的知遇之恩，高宗武的夫人还是由宋美龄搭的红线呢。

　　再从汪精卫叛国的过程看，这件事由周佛海策划，高宗武具体执行，先是由周向蒋介石申请建立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将高宗武派至香港开展工作，而真正的目的，则是离开汉口，与日本人接上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骗过了蒋介石，不仅获得了允许，还得到了每月六千美金的活动费。此事为外交部长王宠惠知道，因不满于蒋介石越级指挥，遂坚决反对，迫使蒋介石在表面上收回成命。

　　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却抗命潜出汉口并去了上海。要知道，战争时期，一方的政府要员私自去对方的占领区，这无疑是叛国通敌的行为，高宗武为什么如此大胆?

　　更让人怀疑的是，在高宗武走后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只是顺口答了一句“是吗?”并未追问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与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一向精明如斯的蒋介石却故作糊涂，岂不是咄咄怪事!

　　，“陷阱”一书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蒋介石与高宗武的关系，以他驾驭部下的手段，蒋介石并非对此事不知情。因情势所限，许多事情他不方便直接出面或表态，如这类私下与日求和的敏感问题。他更愿意隐身幕后，见机而动，成则收其功，败则一推了之。

　　从史料记载看，高宗武除了此次外出和日本人联系外，还曾再去香港，而且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一点，在周佛海1938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晚，武来见，云奉令明日赴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

　　此次香港之行，高宗武犹未尽意，竟然跑到了日本，并推出了汪精卫充当“和平”运动的领袖，从而打通了汪精卫叛国的通道。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吃里扒外的行为，蒋介石是最不能容忍的，却为何睁只眼闭只眼，以至于高宗武出入国境如出家门堂而皇之，有时甚至夫妻联袂。像这种已属叛国的行为，为什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宗武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无恐。

　　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一些史料反映，高宗武自去了东京后再也没有回过汉口，因为高宗武声称，他怕受到蒋介石的惩罚，或者再进入汉口就出不来了。

　　，据当时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后来也落水做了汉奸的罗君强回忆，他清楚地记得，高宗武从东京经香港回到汉口，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特意命他前往机场妥慎迎接。到机场才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屈驾在此。接到高宗武，罗君强亲自为其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横生出枝节，还送他上了车。高宗武随即与张群同车，驰赴陈布雷处。至于高宗武带回什么文件，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处是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并不长，以前回来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连夫人也一起带去，这一次却孤身一人，足不出户，连此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都蒙在鼓里。

　　日本人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在重光堂密谈期间，他们发现，参加会谈的另一位汪方人员梅思平态度认真，为一些条款争论不休，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纵然是汉奸，卖国时也是心有忌惮有心理底线的。而高宗武却表现出很随意，心不在焉，对一些条款很不在乎，甚至是非常随意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

　　，日本方面对高宗武进行了考察，在香港，有一个日本特务有意识向高提供了一份假情报，还特别虚构了一个细节，不出几天，重庆的报纸就披露了这条假消息，其中赫然就有这条虚构的细节。所以，当后来汪精卫一行前往日本会谈时，日方曾有意将高宗武置于死地，只是汪精卫担心让同党心生寒意，才阻止了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公子犬养健也曾参加过诱降汪精卫的行动，与高宗武私交甚好，战后他还在美国见过高宗武，并写了一本回忆录《扬子江在奔流》。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曾认为，日本方面将汪精卫作为和谈对手是一种失策，而这种失策正是由于高宗武的误导

　　高这个人不可信，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汪兆铭，就是听了他所传达的信息，重光堂密议，也是他保证汪有力量，能动员十个师的兵力。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寄希望的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湘没来，何应钦没来，汪手上根本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收拾残局，帝国政府弃蒋而用汪，是失策了。这种偏差，是高将我们导入歧途的。

　　犬养健发现，在上海期间，高宗武有许多反常行为，当时军统特工在沪上活跃非凡，汪派干部慑于对方的暗杀，对外出进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轻易不外出，只有高宗武行动例外，特别有恃无恐。他也曾与高外出过几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通过调查，犬养健了解到，高每次都是去了一家叫做“仙乐斯”的夜总会，而这家夜总会原属杜月笙的名下，显然是军统活动的一个据点。就在这家夜总会，高宗武开始了反水的密谋。

　　在反水之前，高宗武还盗走了日汪《密约》，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以致人神共愤，群起而指。在高宗武逃离上海前，他甚至还想策反日本国会议员——他引为朋友的犬养健，邀请他去重庆。此事若成功，可以想像到当时能够产生的政治影响。

　　反水后的高宗武一直保持着低调，从此隐姓埋名，身负如此重大隐秘，这也是适当的安排之一。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1940年6月至1942年5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曾三电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对高宗武妥为照顾，这无疑出自蒋介石的授意。

　　在隐居的这段日子里，高宗武绝口不提往事，以至其真实身份仍然云山雾罩，以往人们的怀疑与推论还缺少当事人的承认及板上钉钉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