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般的太子李建成：真实的李建成是什么样的
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生于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殁于唐高祖武德八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死时年仅38岁。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不高，许多史书都把他描写成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之人。一度是唐朝太子的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于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产生了怀疑。
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度，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整天沉迷于酒色和游山玩水之中，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渐成燎原之势。李渊是贵族的后代，手中握有关右十三郡兵。当时老百姓之中盛传“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深受隋炀帝猜忌的他，决定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密图霸业，起兵太原。在短短的时间内，李渊率军入主关中，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扫荡群雄，收拾残破河山，建立了全新而强大的唐王朝。
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李渊和李世民的功绩一直为《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所称道，而李建成所起的作用却绝少记载，甚至把他的为人贬得一文不值。有说他“荒色嗜酒，畋猎无度”的，也有说他“以庸劣居其右”。于是乎，在人们的印象中，李建成一直是一个无能的纨绔子弟。近年来，许多学者渐渐发现，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上关于李建成的记载并不可信。
早在清朝年间，著名的历史和考据学家赵翼，就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一个朝代的国史如果是修于后朝，那么后朝的史官一定会据史直书;但如果国史是修于本朝的话，其中就必定会有曲笔回护之处。唐高祖和唐太宗两朝的《实录》、《国史》都修于太宗在位期间，用赵翼的话说是“言多回护”。《旧唐书》的文义大多来源于唐朝的《实录》和《国史》的原文，，其中的许多记载是否完全属实就值得后人商榷了。《新唐书》与《旧唐书》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编撰义例和对文字的删简润色，从内容上说，大部分还是承袭《旧唐书》的，它的史料来源同样不太可靠。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出于维护正统的目的，唐纪部分的史料也多采自《实录》和《国史》，即便如此，他在《考异》中对于诸多记载李建成“恶行”的史料也表示了“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的愤愤不平。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肯定李建成是一个才智之人，绝非庸懦无能之辈。罗香林先生认为自义旗初举，以至攻克京师，建成与世民功绩相当。西河之克，固由二人之力，京师之克，则建成所部更有先登之功。他认为《通鉴》的庸劣之说是不足为训。此后有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李建成的所谓“庸劣”问题。
学者们指出，唐太宗李世民的皇位并非合法继承而来，他是通过喋血宫门的玄武门之变，逼父杀兄，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成为后世子孙的榜样，，唐太宗非常在意史官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在夺得皇位之后，他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史载李世民上台后曾不顾反对，坚持要看国史，房玄龄与许敬宗就删改国史为《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献上。由此看来，实录曾经被篡改是毫无疑问的。近人章太炎也认为:“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在否定了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于李建成的记载之后，学者们又找来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比较客观和可信史料，对李建成短暂的一生做了一番新的探索和诠释。
他们认为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协谋者和组织者。李渊密谋反隋之时，李建成已经25岁，长期跟随李渊左右，深受李渊影响的他，养成了直率、深沉和宽容的个性。与年仅16岁、在政治上还不太成熟的李世民相比，他更容易得到李渊的信任。在密谋反隋之时，李渊不可能抛开李建成而单独同李世民商量。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一共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自己和李世民共同组织;另一个则是河东，由李建成独立进行活动。河东是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要地，由于李渊曾经在此追讨过农民军，所以有一定的政治基础，而且李渊有许多贵族亲属在关中。河东处于太原和长安之间，在河东进行活动，既可以接纳关中豪杰，有利于夺取关中，又可以响应太原，便于两个基地之间互相呼应。于是在大业十二年(617年)，李渊让李建成以照顾家属为名，暗中在河东联合各路英雄豪杰，并且让当地很有名望的人物协助他，以掩盖他的活动。而李建成也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在当地倾其所有赈济百姓，广泛结交，招揽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便以礼相待，真诚相交，河东人士都争相加入起义军的行列。李建成的出色表现无疑为起义军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高兴异常，并且让他担负统领军的重任。
李建成也是建唐军事战争的指挥者。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李建成始终是领兵的主将，任左军统帅。李渊反隋的战役在西河打响。西河靠近太原，是唐军进入关中的第一关口。李渊很看重西河之战，认为它的胜利与否，将决定自己霸业的成败。为此，他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迅速夺取西河，在战斗之前，李建成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他制定严格的军法，整顿军纪，并且亲自查看西河地形，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的行为使唐军将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于是军心大振。在战场上，唐军士兵个个奋勇杀敌，仅用了九天的时间便攻克了西河。李建成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初战告捷之后，李建成又与父亲和弟弟克服重重困难，在四面受敌的强大压力之下，运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出色地指挥了霍邑之战和憧关之战。唐朝建立以后，李唐统治者根据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北有刘武周、突厥，南有萧铣、李子通的局面，制定了巩固关中地区的统治，然后出关对关东群雄逐个歼灭的战略方针，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此时李建成已被立为太子，由于太子是国家的储君，需要经常留在君主身边参理朝政，协助君主制定各项政策方针，所以对突厥的战争主要是由李世民领兵进行的;这些战役的胜利同李建成防御突厥、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是分不开的。据史载，武德三年(621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李建成镇蒲州，防御突厥;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李建成北伐稽胡。
唐朝统一战争中的一个障碍是刘黑闼。刘黑闼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将，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河北起兵反抗李渊。李渊先后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征讨，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由于他们战后在当地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民心不稳，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武德五年，刘黑闼起兵，声势浩大，很快又夺取故地。李建成在魏徵、王硅的建议下，请令征讨。他深切地体会到，历经隋末战乱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定，于是接受魏徵的建议，改变以往的高压政策，对当地百姓进行安抚。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放的士兵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举措不仅争取到了民心，而且还达到了瓦解斗志的作用。结果刘黑闼的部队很快就解散了，刘黑闼本人也被唐军擒获，河北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李建成又在武德五年、六年和七年多次防御突厥。这些战争的胜利，为唐初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渊于公元618年五月登基，根据自古以来“立嫡以长”的原则和在历次战争中的功绩，李建成于次月被确立为皇太子。李渊对李建成寄以厚望并且悉心栽培，为了培养他的治国才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职责，他派了年高德昭、为官清廉、性格耿介的名臣李纲和郑善国辅助他处理各种军国政务。李建成很善于网罗人才，建唐前后，为国家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比如:他的谋士魏徵，就在贞观年间以勇于谏诤而闻名，李建成对他相当尊敬;他的心腹武将冯立在贞观年间也有不俗的表现，还有名臣韦挺、李纲、郑善国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根据奇事网以上的种种分析，多数人认为李建成并非庸懦无能之辈，他有着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隋末唐初复杂动荡的时代风云中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李建成“庸劣”之谜的关键，是对史料真伪的研究和断定。建成的庸劣和唐太宗头上的神圣光环是互相联系的，如何确切评价仍需历史学界在今后的不断努力。
武则天一生推崇佛教，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感业寺中的女尼，在佛光普照下，攀上了封建帝国政治的巅峰，成为一代女皇!唐太宗、唐高宗父子敬重佛法，但更推崇道教，到了武则天，对佛教的敬重是登峰造极，而对道教却十分冷淡，其中的原因，为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史载武则天14岁入宫，被立为唐太宗的才人。太宗崩，根据祖宗规制，新皇帝一道旨意令所有未生育过子女但受过宠幸的宫人全要到感业寺出家修行。于是，武则天被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之后，她却奇迹般地从这里走出，爬上了政治地位的制高点。相传，这一入一出是经过一番预谋的，通过入寺为尼，小别皇宫，暂离尘世，换一种身份再投唐太宗之子唐高宗的怀抱，以此来减少朝野非议。传说是否属实，后人确实无法肯定，但这却成了以后李唐皇室的惯用手法。此后的唐玄宗曾纳儿媳杨玉环为妃，显然用的也是这一招。在佛祖慈祥微笑的迷雾中，我们却可以看出，终唐一世，佛教与李唐皇室的后宫前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武则天，真正是一位从佛门中走出来的女皇。
那么武则天又为何对佛教“情有独钟”呢?据国学大师陈寅恪考证，武则天崇佛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其母亲家族世代的佛教信仰的熏陶。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杨隋的宗室子孙。北周武宗废灭佛教，但至隋文帝代周而立，其开国首政即为恢复佛教。此中固有政治上之作用，而其家事及本身幼时的信仰也为一重要原因。隋高祖父母都笃信佛教，他们是北周勋戚，在北周灭佛时曾隐藏僧人于家中。据传隋高祖就出生于寺院之内。此时恰好有一尼来自河东，预言此孩儿将来可得大下，结果就真的开创了帝业。可见杨氏一门不随当时北周之主的好恶而转移，是彻底的佛教徒。至隋炀帝，这个历史上弑父弑君荒淫无度的暴虐之主，在儒家教义的标准下是遗臭万年，但因其崇奉佛教，尤其与天台宗的创立者智顗大师有深切交往，被佛教徒比作阿阇世王，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之高也可想而知。唐初，隋杨一家成了亡国后裔，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但世代遗传的宗教信仰固承不变。武则天的血统与隋杨相承，其母就笃信佛教，据说曾有僧人欲借她的力量来保存僧不拜俗的教规。杨氏信佛多出于家世遗传之故，而武则天从小受其家庭佛教环境的熏习，必受影响。据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大云经疏》中记载，武则天在入宫之前，已有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的经历。可见其受母亲家族佛教信仰影响之深切。
后来，僧徒就借武则天家庭传统之信仰，以恢复其自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的权势，而武则天也借佛教经典之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所享有之特殊地位。二者互惠互利，彼此利用，相得益彰。这是陈寅恪认为武则天崇佛的一个原因。
武则天以女儿身执掌国政，登上帝位，实乃政治史上前所未有之创举。这也被传统的儒家经典斥为“牝鸡司晨”。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武则天从强凋纲常伦理的儒家得不到支持，不得不另辟澳径，终于得以假托佛教女主为王的符谶，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佛教的原始教义中本来也轻贱女儿身，但后来有所改变，到大乘佛教急进派之经典中便有以女身成佛的教义。《大云经》中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佛教称人世间为阎浮提，阎浮提主即是人世之主，是说武则天当取代李唐统治天下。该经中还大讲所谓的“净光天女”，说佛祖预言这位“天女”要以“女身”成为统治天下的帝王，而且她将来还要成佛，以此暗示武则天当上女皇是顺应了佛的旨意。这也难怪武则天一定要将它颁行于天下了。武则天还封进呈者沙门薛怀义等为县公，分别赏赐紫袈裟龟袋。沙门封爵赐紫，自此始，僧人多以朝廷赐紫为荣。这些在武周革命开国之初，确实起到了对民众宣传和证明她取得皇位的合理性的政治作用。有人认为《大云经》是薛怀义等人伪造，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大云经》实出于天竺，并非武则天授意僧人随意伪造，她只是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译比附而成新疏，这比另造新经可谓是事半功倍。这样说来，武则天崇佛是兼有了信仰与利用之心。
武则天称帝后，还进一步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长寿二年(693年)，有僧人菩提流支译出《宝雨经》10卷。这本经书完全是武则天一手策划下出笼的。经中说，有东方日月光天子，乘五色云来到佛所在的地方。佛为他授记，讲他日后当在摩诃支那国现女身为王，以佛法教化众生，建立寺塔，供养沙门。《宝雨经》到唐代一共出现过三个译本，唐朝以前的梁、陈的二个译本恰恰没有上面的这段文字，毫无疑问这段内容是唐译本中特意加上去的，是专门为了迎合武则天登基假造出来的。此后，随着这一理论的出现，武则天又加尊号为“金轮神圣皇帝”。
也有人从心理角度分析了武则天崇佛的心态，认为她得势之前把佛教作为精神依托的对象。其实，武则天以一弱小女子之力，独自奋斗于充满险恶斗争的深宫，必定有一坚定信仰在支持着她。后来逐渐得势，在政治斗争中她借佛威以壮帝威，此时受现实所迫，她对佛教的利用更多于信仰。到了晚年，武则天推崇佛法则主要是在于报恩还愿。这似乎挺符合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垂暮老人回首往事时的感慨。这一观点更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鲜活丰满的女皇形象。
，有人从佛、道关系上分析，认为武则天一改李唐原来先道后佛的政策，举佛抑道，以此作为对付和打击李唐世系的工具，为自己夺取和巩固皇权制造舆论。
唐初，李渊父子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门第，攀附道教主李耳为祖先，从而在宗教政策上维护道教，抑制佛教，以为新生的政权增添尊贵色彩。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就表明态度，认为不能使“殊俗之典，郁位众妙之先”，而“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于是下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从而基本确立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高宗死后，武则天独揽朝政，称帝之心日切，她渐渐感到道教成为她篡权的障碍。但此时道教的教主老子作为唐皇的“圣祖”和护国神的形象，经过60多年的崇奉已深入民心，它已成为唐王朝的象征。更有人利用老子来反对武则天的篡权谋逆。据说，文明元年(684年)有人称太上老君显灵，命传言于武后“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武则天得报后大为不快。她要代唐为帝，就需要在编制一套新的政治神话来伪装自己的，削弱道教的地位，贬低老子的形象。于是，当时已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佛教，就成为了她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
其实唐高祖、唐太宗时曾一度崇道抑佛，僧尼本有所不满，这些人到了这时反而成了武则天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据说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武则天先是暗令武承嗣等伪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蒙骗人家说是在洛水中找到的，武则天还装腔作势地把这块瑞石称为“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侯”。此后又说在汜水中发现刻有《广武铭》的瑞石，铭文指出“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这就十分露骨地向整个天下昭示，武媚娘应该为天子了，并且这是佛祖的意思。到她继位后，就立即命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据《资治通鉴》载“天授二年(691年)，夏，四月，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士之上。”此后仍不断利用佛教制造舆论来巩固和维系她的统治。从这点上看，武则天崇佛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的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武则天固然崇佛，然亦笃信道教，优礼道士，从其提倡读《道德经》，大写《一切道经》中可以得到证明。她登基所利用的符谶，并不是专门依照了佛教，内中也有许多道教的成分。
武则天以极大的热情结交、厚待僧人，建寺造像，广积“功德”，以至“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治之金以为像”，真可谓是到了不惜倾国荡产的地步。这位历史上惟一的女皇，一生与佛相伴，佛光撒满了她夺位和强化统治的斗争历程中。至于她到底为何与佛结下这深厚的不解之缘，就如同她死后留下的无字碑一样，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