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名妓赛金花：传奇女子有着怎样的身世
赛金花是近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她集名妓、公使夫人于一身，一生历经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民国建立和日本侵略等重要历史时刻，她的年龄、籍贯、经历等等留给后人一个个难解之谜。赛金花生前既已众说纷纭，死后身影更显光怪陆离，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文艺界、新闻界掀起了一股“赛金花热”。 赛金花在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除了名列“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孽海花》，还有多部笔记和小说涉及她的故事。
说起赛金花，其传说的大致脉络是其初名为傅钰莲，又名彩云，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安徽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光绪十三年(1887)，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看到了彩云，一见便不能割舍，几天以后就把她娶回家做了三姨太。洪时年四十八岁，傅彩云年仅十五岁。不久，洪钧奉旨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遂借浩命服饰给彩云，命她陪同洪钧出洋。彩石凭着她天生的交际才能和东方女性的温柔，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出尽了风头。有了这样的经历，她怎么也算是出过远门，见识过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光绪十六年(1890)，洪钧回国，三年后病逝。1894年，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潜逃至上海重操旧业，改名曹梦兰。她的生意非常兴隆，每天都是车马盈门，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钱润身的常客暴死在她的卧房，她为了躲避官司北上天津，改名赛金花。后来她靠着户部尚书立山的关系来到京城，在高碑胡同开起了风月场所。正如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
不过促成赛金花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据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赛金花因为懂得一些洋泾浜的德语，在欧洲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值此危难之际，赛金花挺身而出，与瓦德西据理力争，劝其统率的联军少侵扰百姓，辛丑和议之成，也多得益于她，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一时之间“九城芳誉腾人口，万民争传赛金花”，并尊称其为“议和人臣赛二爷”。这类传说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从历史上看，出生于1832年的瓦德西时年已六十八岁，似乎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有什么私情可言。不过，在北京众多的娼妓当中，知晓德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为“结与国之欢心”提供方便。至于赛金花是否对《辛丑和约》发生过作用，史实上无据可查，不过民间叙事却是另一回事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这时的她已经三十出头了，再难与昔日的光彩相比。在她快四十岁时，嫁给了以前认识的一位恩客魏斯灵，她回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1918年才正式嫁给魏斯灵。平静的日子才过了五年，魏斯灵就因病去世了。几十年的折腾，赛金花已垂垂老矣，遂心系青灯古佛，嗜食鸦片的毛病最终使其家道败落，只能靠接济为生。据说张学良将军、赵四小姐、徐悲鸿、齐白石、李苦禅等知名人士都接济过赛金花。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见到年老色衰的赛金花后大为失落，留下一点钱就走了，赛金花则诗曰“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1936年11月，一代名妓因生活穷困潦倒，病死于北京。
赛金花是近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她集名妓、公使夫人于一身，一生经历坎坷。那么赛金花到底是何方人士，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至今仍众说纷纭。清末文人曾朴在《孽海花》中说她是江苏盐城人。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和柯兴的《清末名妓赛金花传》都说她是休宁人，姓赵，父亲是一位抬轿的轿夫。但因家贫，卖给苏州养“瘦马”的了。而北大教授刘半农及其学生商鸿逵编着的《赛金花本事》里则指她是徽州人。而新有一种说法，则认为其“出生于安徽黟县二都上轴村，原名郑彩云，祖父在苏州开当铺，父亲郑八哥只身跑到苏州继承家业。后母亲亡故，祖母将她接到苏州萧家巷，由于家业逐渐萧条，加之祖父、祖母、父亲相继亡故，彩云被家中下人诱卖到妓院，身世凄凉”。
那么赛金花故事是否属实?时人后人，文人百姓绝大多数对此坚信不移。柴萼《梵天庐丛录》载“瓦德西统帅获名妓赛金花，嬖之甚，言听计从，隐为瓦之参谋”。时人樊增祥的两首叙事诗《彩云曲》、《后彩云曲》虽说对赛金花(彩云)极尽糟蹋之能事，但毕竟是先以传说的真实性为前提，然后再判断道德是非的。林语堂一直相信赛金花故事，他在《京华烟云》第五章中有言“北京城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
也有人说赛金花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比如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协助梅兰芳走出国门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称他亲眼所见赛金花的确与德国中下级军官厮混过，但瓦德西路过时，赛金花头都不敢抬，更遑论亲密接触。据丁士源所著《梅楞章京笔记》，赛金花也只在远处望见瓦德西统帅一眼。曾朴在《孽海花》中描写赛金花与瓦德西在柏林邂逅的一段情事，那位瓦德西仅是一位年轻的陆军尉官，恰巧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也姓瓦德西，但担任统帅的瓦德西是陆军上将，德皇威廉的侍卫长，年已近古稀，年龄官阶与彼瓦德西譬如天壤，只因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在南方写的两首《彩云曲》，硬把两个瓦德西合二为一，并且将两人写得秽亵不堪，使读者传为信史。
由于两派观点截然不同，于是多年来一直争执不下。1930年代，刘半农与其弟子商鸿逵面见赛金花，口述采访十余次，写成《赛金花本事》一书，于1936年出版，一举成为赛金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尹达、邓之城都给予了肯定，胡适更曾有“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之评。
赛金花本人对待赛金花传说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大节上，她毅然承认中年的赛金花曾与瓦德西接触过数次，确曾筹军粮，劝说联军自律暴行;而在细节问题上她认为，自己没有与瓦德西同衾而居，瓦德西当时已68岁，威严而自重。至于传说中的“赛金花与瓦德西裸体跳窗避火”;“幽会后赛金花深夜坠马韩家潭”等，她则全盘否定，坚称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
而关于赛金花年龄问题的研究也有多种说法赛金花自报的出生年龄曾有1871、1874;而她的女仆又说赛金花死时已超过七十岁;更有人根据线索详细地推算出她死时是七十二岁，也就是说其应生于1864年。
赛金花曾有手迹“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无论赛金花是谁，这个道理总是令人肃然的。今天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来看，赛金花本人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倾国之色，却因不同寻常的经历，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奇事网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
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
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