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都是哪些人？

　　蒙古国开国君主、原名铁木真的成吉思汗(1162-1227)，是我们都熟悉的。他的部队野蛮残酷，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不言而喻。成吉思汗的财富主要是战利品——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俄罗斯、朝鲜等国，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入选历史上最富有的人的原因。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1260年即大汗位，建年号中统。经过四年的家族内战，1264年获胜并迁都燕京(北京)，1271 年建立元朝，为元世祖。他继承祖父的资产——大批的国土、无数的黄金和珠宝，他在北京建造了世界上最奢华的宫廷，他的夏都避暑宫殿散发的珠光宝气曾令马可波罗啧啧称奇。若问忽必烈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恐怕《华尔街日报》的当事人也很难厘清吧。

　　第三名首富刘瑾(1452-1510)是明朝宦官，其巨额财产来自贪污受贿。当刘瑾最终因叛逆罪被处以极刑的时候，被查出家财高达1200万盎司的黄金和2.5900亿盎司的白银。而明朝灭亡时整个国库的白银只有3000万7000盎司!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也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改姓刘，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有小皇帝宠幸，加上其极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使其得以一路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刘瑾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他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这个“立皇帝”最终落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

　　几百年后出现的“首富”和珅(1750-1799)，是清朝大臣，又是一名超级巨贪。22岁时和珅到乾隆手下当侍卫，凭着英俊漂亮和甜言蜜语，很快成为皇上的心腹，并且娶了公主为妻。大权在握的和珅能轻而易举弄到国库的珍宝，还敢于将巨额军饷装入私囊。1799年乾隆驾崩时，在众官强烈的“弹劾和珅”声中，新皇帝将其绳之以法丢进死牢。笔者去年曾到和珅府第、即北京后海的恭王府参观，还进过其“藏宝楼”。据说当年从这里抄出的金银财宝、名人字画和裘毛珍奇竟折合白银9亿两(当时朝廷一年财政收入才7000多万两白银)，仅金砖就有4288块。按如今白银开盘价，折合人民币3600 亿元!

　　伍秉鉴(1769-1843)，知名度不算很高。他与前四人截然不同，是唯一一个凭借商贸成为“首富”的人。伍秉鉴的父亲是被获准与外国人交易丝绸和瓷器的少数商人之一。伍秉鉴20岁就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作为一名职业贸易人，他将大量的银元借给外国商人以换取船只出货，其巨大财富就源于进口、出口和钱庄生意。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的“十三行”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伍秉鉴即是“十三行”大老板，身价高达2600万襾白银。尽管伍秉鉴与林则徐有一段是非恩怨，但他却是一位慈善家，鸦片战争时曾慷慨捐资助国，当时伍秉鉴名声远播。他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债主，至今东印度公司会议室还挂着伍秉鉴的肖像。

　　民国“首富”宋子文(1894-1971)，是一位典型的的官商混合体。出身豪门的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凭借宋氏家族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联姻关系，宋一边当着国民政府大佬，一边从事各种金融交易。宋子文曾为其姐夫孙中山提供过革命经费，他创立了中央银行，先后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驻美特使。宋子文曾将其大部分资产购买外国股票，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的蓝筹股，大发一笔横财!他利用政治特权游刃有余地发展官僚资本，与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兄弟合称“四大家族”。大陆解放前，宋将其名下大量财产转移，其家人还在美国开了广东银行。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宋家财产约在6亿美元左右。另有报道称晚年居美的宋子文仍在炒股，但损失惨重，为弥补亏空，他曾将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万美元做抵押;1971年宋去世时财产仅为100多万美元。宋子文究竟拥有多少财产，看来仍众说纷纭难下定论。

　　曹雪芹祖父曹寅掌管的江宁织造，其实是康熙皇帝设在江南的“情报机构”;早在清朝，南京的盐水鸭便已成为享誉全国的美食;晚清时期，南京就有了城市消防系统“水龙局”，并严令“闹市禁造鞭炮爆竹”……《南京通史·清代卷》全书共60万字，收录了很多轶事秘闻，堪称了解清代南京的一部百科全书。

　　江宁织造其实是“情报站”

　　曹寅替康熙“监视”江南官场

　　一部《红楼梦》，让人们记住了南京的江宁织造。而在历任江宁织造中，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最得皇帝信任的一位。不过，曹寅的主要使命并非是向宫廷进贡丝织绸缎，而是另一项特殊的任务秘密搜集情报。

　　《南京通史·清代卷》中提到，康熙曾多次叮嘱曹寅“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为了让曹寅长期担任自己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康熙特意改变了顺治朝规定的江宁织造每年或三年更代的办法，变为不限任期。

　　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收录的3119件奏折中，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所上的密折有619件之多，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两人的奏折中，既有地方晴雨农情、市况粮价，也有访查得知的官绅隐私、民众起事等重大问题，内容与织造事务有关的数量很少。曹寅的奏折对康熙中后期江南官场和民间的重大事件俱有报告，比如康熙四十六年的江南盗案、四十七年的废太子胤礽事件，五十年的江南科场案、朱三太子案等，康熙对曹家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江宁织造府

　　盐水鸭清代便是“美食上品”

　　广东一官员为饱口福搬来南京

　　南京的美食在清代也颇有名气，如今的金陵特产盐水鸭在当时便已享誉全国。

　　据史料记载，清代南京最有名的两大美食是“初春盐水鸭”和“冬日桶子鸡”，而各种鸭类制品更是琳琅满目。“杀而去其毛，生鬻诸市”，谓之水晶鸭;“举叉火炙，皮红不焦”，谓之烧鸭;“涂酱于肤，煮使胃透”，谓之酱鸭……不过，这些鸭制品的名气都不及盐水鸭。当时的食客将盐水鸭奉为“无上品也”，形容其味“淡而旨、肥而不浓”，到了冬天还可以用盐腌制做成板鸭。道光年间，一个名叫冯蓁的广东籍官员为了能吃到盐水鸭，还专门侨居南京，并撰文盛赞“金陵所产鸭甲于海内”。

　　清代南京的水产品也有时令名品春有刀鱼，夏有鲥鱼，秋有螃蟹，冬有鲫鱼。当时南京一带也产河豚，但因其有毒，被官府禁止入城买卖。

　　乾隆朝设“水龙局”负责灭火

　　“消防员”救火赏金超千文

　　早在清代，南京就建立起了城市消防系统，只是名称不叫消防队，而是“水龙局”。

　　南京的水龙局创建于乾隆年间，但都毁于太平天国战乱，直到1870年，才由城中士绅募捐恢复了水龙局。据介绍，水龙局的“消防员”分为扛龙夫和挑水夫两类，一架水龙必须配备水桶十担跟随。“水龙”是当时救火的主要工具，由一个椭圆形大木桶、两个紫铜活塞缸以及一根横木杆组成，使用时启动横木带动活塞，用压力将水从输水带中喷出。

　　据史料记载，晚清时期南京地区火灾频发，从1875年到1903年，全城共发生了513场火灾。为了应对火灾多发的局面，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先后从上海洋炮局购进4架新式洋水龙，以备应急之需。当时负责操作水龙的“消防员”每救一次火，就能领到赏金一千四百文。当时，绿营军、湘军、淮军等驻宁军队也参与灭火，他们主要负责维护火场秩序，协助水龙局运水，或是将着火建筑用铙钩拉倒防止火势蔓延。

　　同治后期至光绪初年，江宁布政使梅启照在南京城内推行太平水缸制度，各水龙局在辖区内各有10个太平水缸，每缸可储水20担以备救火。，官府还想方设法消除火灾隐患。19世纪末，官府出台了“闹市禁造鞭炮爆竹之令”，将鞭炮铺强行迁往城北僻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