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留给后人的惨痛教训

世纪30年代初，美国通俗历史作家房龙在其名作《世界地理》中，曾这样感慨近代中国的境况

“我不是先知。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十年或十五年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条件不会有太大改善，因为中国追赶脚步开始得太迟。也许上帝会如他所做过的那样怜悯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偿还一个多么大的账单呀！天啊！多大的一个账单啊！”

据估算，抗战前夕，只有15%的中国民众生活还算富足，另有15%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剩下的70%，一半长期半饥半饱，一半挣扎在赤贫线上。

抗美援朝战争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随着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及华中主要工商重镇相继陷落，中国丧失了94%的现代工厂，96%的发电量，1939年，重庆国民政府控制区年钢铁产量仅1200吨，到1944年，也不过一万余吨。而美国的钢铁产量，早在1880年就达到了110万吨，1890年为430万吨，到二十世纪初，就突破了千万吨大关！

神州大地上绵延的战火，使中日两国之间在工业生产能力及综合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军工力量及军需供应水平上的落差，也就不言而喻了。

抗战初期，普通中国士兵每月的薪水，一度买不到10斤大米。据年轻时参加过印缅抗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纵然是待遇较优的中央军，境况也近乎“一半土匪、一半乞丐”。比如，一个排只能配备一条毛巾，一个人害眼病，第二天就会传染全排；每名士兵每月平均只能领四发子弹，每年只能领两套军装；因为没衣服可换洗，只要天气暖和一点，就在野外“树上晾衣，水里泡人”。

1944年10月，美国顾问魏德迈将军来华，惊讶地发现中国士兵普遍营养不良，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甚至连行军都感到困难。

而抗战期间的恶性通货膨胀——1944年的物价是1937年的500倍——彻底摧毁了本来就脆弱的中产阶级，并使赤贫像瘟疫般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加上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又接踵而来，国民党政府行政管治全面失控，全国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更莫谈现代军事工业的重整旗鼓了。

从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长时段看，恪守传统荣光的中国连续失去了海权时代、黑火药革命及陆上机动时代等历次重大军事变革机遇；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的最近大约100年中，内忧外患的中国又几乎没有安下心来和平建设的任何空当。

其结果是，在20世纪中前期两场决定性的对外战争——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只能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不得不面对战场上的空前损失。诚然，这两场战争中国都不是输家，但付出代价之大，只能用“惨胜”来形容。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为止，中国志愿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构筑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50公里，总计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志愿军士兵还开挖了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的体积纵向排列，可环绕地球一周半。数以百万计保家卫国的中国子弟兵们，就是凭借最原始的办法，对抗美国为首的高度机械化立体作战的“联合国军”兵团。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近三年间，创造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创造过的阵地战奇迹。在赴朝作战的中国第15军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这样描述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一句“普遍现象”，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换个角度看，这难道不是英勇的前线将士们用血肉之躯，来替数百年来中国国力和军力的落伍还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