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唯一的的女儿爱新觉罗middot;东莪究竟嫁给

　　东莪生于崇德三年(1638)，睿忠亲王多尔衮的独生女儿，生母为朝鲜王族之女。顺治七年，多尔衮殁，清世祖(顺治)纠其罪，下旨将其子女东莪、多尔博(多尔衮无子，过继豫亲王多铎之子)交由信郡王多尼看管。这是清史中关于东莪唯一记载，此后便不知所终。

　　文献记载缺乏，民间传说很多。其中最流行的一种就是说东莪格格不堪欺侮与歧视，流落民间，嫁给了一个汉族读书人云云。，这只是传说，不足为信。若要追寻东莪的下落，还是要从存在可查的历史资料里找起。

　　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内有一座恪靖公主府(康熙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府邸)。根据《公主府志》的记载，这里曾经有一位据说是多尔衮的曾外孙女居住过。关于这段文字，虽说是地方记录，所以肯定会存在一些错误，但作为文献来说，还不至于捏造事实，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那么，这个多尔衮的曾外孙女究竟是谁呢，是否是东莪格格的后人。如果说东莪的后人可以嫁进这座府邸，就表明东莪流落民间的说法是误传，她很可能是被嫁到了蒙古。

　　我们都知道，整个清朝，先后有五百多位皇家格格下嫁蒙古，这几乎是清王朝的国策。尤其是中前期，这种大规模的联姻更是屡见不鲜。所以飘飘认为，东莪的归宿应该是被嫁到了蒙古。

　　这样说的理由，除了满蒙联姻的普遍性之外，还有一些原因。虽然东莪的父亲获了罪，但东莪并没有被逐出宗室(多尔衮当时被逐出宗室，但并无记载这种责罚祸及子女)。况且东莪是被交给信郡王抚养的，所以就应该不会被扁为平民。既然没有开除宗室，那么东莪的婚姻就和当时所有宗室女子一样需要有皇帝做主。而像她这样敏感的身份，不论是皇帝还是信郡王都肯定希望能妥善安排，所以嫁去蒙古就成了最好的方法。既能使朝廷获益，也算是给东莪一个对等的归宿，还可以免除她留在京城的尴尬。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东莪究竟嫁到了蒙古哪里?

　　根据史料记载，从顺治七年到顺治末年，下嫁蒙古的皇家女子中一共有四位身份不明。前两个是在顺治七年八月之前嫁到蒙古敖汉部，封号均为郡主。但因多尔衮死于当年的十二月，东莪出嫁必定是在此之后，所以这两个都可以排除。两个一个于顺治十三年左右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雅斯护朗，封号是郡君(多罗格格);另一个则于顺治十五年左右下嫁科尔沁台吉鄂齐尔(孝惠皇后之弟)，没有封号，仅称格格。那么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才是东莪格格呢?

　　年龄上看，东莪生于1638年，到顺治十三年时是18岁，到顺治十五年时是20岁。应该说这两个年纪在当时出嫁的女子中都算是高龄了，而且相差不多，没有什么的可比性。相对而言，还是18岁更符合一些。

　　封号上看，前一个是郡君，后一个没有封号。按多尔衮生前的爵位(亲王)来说，东莪应该是郡主，可是在东莪出嫁时，多尔衮已经获罪削爵，所以不能作为参考。至于抚养东莪的多尼郡王，他的爵位也不太可能作为册封东莪的参考。不过，既然是出嫁蒙古，政府一般情况都还是会有所加封。而加封必须要有一定标准，因为东莪不是嫡福晋所生，根据清朝贵族女子册封规定，东莪的封号应该降两级，也就是说，如果多尔衮生前，东莪就有封号就应该是郡君;如果她出嫁的时候以此作为依据给予封号的话，自然也应该是郡君。了，如果顺治在这个时候依旧因记恨多尔衮而迁怒东莪的话，不跟她任何爵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从爵位上也很难作出准确判断。

　　第三家情况看来，两者都是科尔沁，但一个是右翼扎萨克亲王，一个是左翼台吉，身份相差很大。不过，鄂齐尔与孝惠皇后是同胞姐弟，多了一份亲情上的关联。所以以此相比，又是不分上下。可是我们也看到，土谢图亲王巴雅斯护朗在此之前的顺治二年已经娶了太宗第八女固伦端贞公主，而顺治十三年时，端贞公主仍然在世，所以这位郡君嫁过去其实是做侧福晋，而这个侧福晋的身份，这倒也合了东莪此时不尴不尬处境，而且端贞公主与东莪堂姐妹的关系也不存在辈分问题。再看鄂齐尔，那位皇家格格嫁给他应该是正室。但从孝庄的辈分上说鄂齐尔却应该是东莪的晚辈，虽然当时辈分并不被人看重，可那主要针对于清皇室迎娶蒙古王女(比如孝端、孝庄姑侄同嫁一人)，至于皇室女子出嫁蒙古，还几乎没有出现过隔辈皇女下嫁一人的情况(续弦不算)。由此看来，仿佛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再有就是那个有关多尔衮曾外孙女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了，《公主府志》中说这个女子的身份是和硕格格，如果关于这一点的记载正确的话，很显然，该女子会被文献如此记载，她的父亲(还有祖父)一定是一位亲王。从这方面来说，还是土谢图亲王巴雅斯护朗比较符合。

　　，我们还应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顺治七年左右，多尼迎娶了土谢图亲王巴达礼的女儿，也就是巴雅斯护朗的姐妹。所以说，信郡王家很可能与土谢图亲王家存在互换的姻亲关系，所以东莪格格也就极有可能而下嫁巴雅斯护朗。

　　综合上面的一些列分析，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东莪的最终归宿，却也可以将有关的可能性降到了二选一的标准。并且，根据各种对比，可以看出土谢图亲王巴雅斯护朗的概率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姑且将他暂定为考证的结果。

　　这不是穿越剧里的情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五月，西洋名药巧克力蒙圣旨召唤，被罗马来的传道士送入大清皇宫。

　　没错，巧克力。

　　不过那时它还是液体——巧克力最早是由墨西哥人制作的一款饮料，16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被欧洲探险家们带回西班牙。17世纪早期，这款由可可豆磨成粉再加上水、糖、香料所制成的饮料，被引进法国。据说在凡尔赛宫，人们把它当成催情药，配成一杯杯热饮送给贵族喝。于是它一下就风靡起来。

　　说到这儿，请回想一下黑巧克力那略带苦涩又有清香的滋味，也许就能理解它为啥老被人当成药了。

　　巴黎医学院曾有人在1644年撰写论文讨论过这一点“每日仅能饮用两杯……具有极高营养价值，在长时间维持体力这方面，就连肉汤也比不上它。”

　　传入英国的时候，疗效又变了。当地的社交名流认为它能治肺痨，往里面掺了胡椒粉和葡萄酒一块儿喝。过了一阵，有些脑子活络的人为了招揽生意，决定把这款古怪的饮料整得好喝一点，于是把它和牛奶和糖混到了一块儿，这下，它就更招人喜欢了。

　　一些医生还在苦苦劝说此药有很多副作用，比如会让人失眠啦，烦躁啦，过度活跃啦……

　　管他呢，社交场上的美人们还是照喝不误。虽然她们的母亲有时会担忧“老喝巧克力，会不会生下来的小孩子变成黑色啊?”

　　伦敦的第一家巧克力作坊在1657年开业;49年后，巧克力顶着“绰科拉”的名头，被送到了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玄烨面前。

　　话说，自打在康熙三十二年被传教士送过来的金鸡纳治好了疟疾，皇帝对西洋药的兴趣就满满的。懂医药的传教士，与懂天文或是会修钟表的西洋人一样，都属于特殊人才，是要广东督抚“专差家人星夜护送进京”的。刚巧，有些传教士很爱喝巧克力。皇上听说了，就直接问人家讨一点来尝尝。

　　于是，专门负责保存西洋药的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出马了。

　　给皇上当差，做事细致。传教士那儿有150个巧克力块，他挑了50块，仿照欧洲上流社会吃巧克力的做法，专门打造一套银器，配上黄杨木制成的搅拌签子，一股脑儿给送到了皇上面前。

　　还附上解说“至绰科拉药方，问宝忠义(宫廷里的西洋大夫)，言属热，味甜苦，产自阿美利加、吕宋等地，共以八种配制而成，其中肉桂、秦艽、白糖等三位在，其余噶高、瓦尼利雅、阿尼斯、阿觉特、墨噶举车等五种不在此……将此倒入煮白糖水之铜或银罐内，以黄杨木碾子搅和而饮。”

　　那年头，尚信奉四体液说的西洋医药还能跟中医完美对接一款属“热”的汤药，由肉桂、秦艽、噶高、瓦尼利雅等等调配而成。“药方”两字放在这儿，全无一点不和谐。

　　但精明的康熙对此不满意药效呢?药效你咋不说?

　　赫世亨只好再给皇上解释这不是药，在阿美利加那个地方，人们拿来当茶喝，“老者、胃虚者、腹有寒气者、泻肚者、胃结食者，均应饮用，助胃消食，大有裨益”。

　　现在我们知道，黑巧克力的止泻作用是来自于黄酮，它还有降低血压的功效;而其中的可可碱与咖啡因，则能让人心情愉悦。

　　但在当年，历史全都悠久得一塌糊涂的中西医再一次完美对接属热，正好治疗“腹有寒气”和拉肚子。

　　皇帝一听就不感兴趣了——在地大物博的，谁家还没一杯消食又提振精神的茶呢?

　　可怜那送进宫去的50块“绰科拉”，自此再不见踪影。巧克力本有可能成为一味传统中药，可时势使然，它的清宫路，刚开始就戛止。

　　在康熙接触巧克力的59年后，巧克力才传入北美各州的白人中间。那时候，它已经被普遍视为一款健康的饮品了。说起来，康熙的宫廷倒是先进得让人诧异他们对国际潮流的掌握比美国还快。

　　可惜，太多的新知，从未步出宫廷。圣祖皇帝十分重视传教士，却止步于个人对技术的好奇之心。

　　但可能也没什么好感叹的。若连这都要感叹一番，则华夏历史上错过的种种，那是泪流成河也说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