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命令：正德皇帝的禁猪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武宗南巡至仪真（今江苏仪征）。在仪真期间，向全国发表了一道不解的禁令。全文如下

　　「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武宗自封爵公，当者，即本的意思）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此文的大意是:武宗指自己属猪，而且他及其家属姓朱，跟「猪」同音，吃了又罹患疾病，各地只许养牛羊，不能吃猪丶喂猪丶以及买卖屠宰。如果违反的就处以流放的刑罚，而且更要一家大小充军。

　　武宗的禁令一下，发生了一派热闹但又恐怖的现象。有史料记载，较为富裕的人家一概把猪投入水中淹死，而一般平民则妁所养的猪屠杀，一瞬间没有猪的影子了。，此命令执行得最彻底的是皇帝周围的地区。

　　由於不许养猪，唯有把现存的猪尽杀，或减价贱卖。有卖有买，买来不吃的又做什麽呢？对於这个问题，实在是武宗本人始料未及的。

　　由於帝王时代，尤其在君主专制的高峰点的明朝，没有人敢开罪皇帝，唯恐措词不当而招来横祸。反而是内阁首辅杨廷和闻得此事，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二月初上了《请免禁杀猪疏》，对武宗诏禁杀猪只的後果陈述，该疏言简意赅

　　谨题。近日传闻直隶及山东等处镇巡等官钦奉圣旨，禁约地方人等，不许养豕及易卖宰杀，违者发极边卫分，远近流传，旬日之间，各处城市丶乡村居民畏避重罪，随将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人心惶骇，莫测其由。

　　臣等窃思，民间豢养牲豕，上而效庙廷祭祀丶宴享膳馐之供，下而百官百姓日用饮食之资给，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产，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饱，则豚豕之畜，正养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疮痍，乃血气内伤，风湿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况小民畜养贸易，以此为生理之资，正宜教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

　　至今十二生辰所属物畜，乃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不经，不可为据。若曰国姓字音相同，古耆嫌名不讳。盖以文字之间者，尚且不讳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讳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况民间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独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杀，律有明禁，不可纵也。此事行之虽若甚微，而事体关系甚大。如此传之天下後世，亦非细故，诚寝前旨。仍通行晓谕各处地方人等，各安生业，勿致惊疑，则事体不乖，而人心慰悦矣。

　　武宗禁猪令发布後，受影响最大的是江北地区一直达于京师。一个月後，留守京师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方获悉此事，於是他於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专门就此事上了一道《请免禁杀猪疏》。

　　杨廷和称命令颁布後，各处城乡居民畏惧重罪，纷纷将所养之猪尽行杀卖，有的甚至将小猪掘地埋弃，致使人心惶惶。他认为民间豢养猪等牲畜，上为郊庙朝廷祭祀和宴饮之供，下为官民日用饮食之资，不可一日有缺。

　　杨廷和还逐条反驳了武宗禁猪的理由:

　　认为人至五十岁非食肉不饱，至於猪丶狗等牲畜都是养生之物，决非人致病的原因。人生疮疫乃是血气内伤丶风湿外感所致，而非食猪肉引起的。百姓以养猪卖肉为生计，只能鼓励其孳息蕃育，怎麽能随便禁止呢？再说十二干支生辰，所属动物牲畜，皆术家推算星命之说，鄙俚荒诞，不可作为凭据。如果说国姓字音相同，古人对此尚且不避讳，现在怎麽能因其字音而避讳其他东西呢？为此，杨廷和建议重新颁诏天下，废止禁猪令，让百姓安于生计。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太常寺上奏称近因禁猪令使国家祀典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改更，用牛丶猪丶羊者止用牛丶羊，用猪丶羊者只用特羊。武宗最後批复仍旧用猪，只是在圣驾所过地方稍为回避即可。一场禁猪的闹剧仅三个月就结束了。

　　自秦朝以来，封建的历朝历代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到了明朝，这种中央集权的方式达到了顶峰，在中央官制上，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而代之以“私臣”治国的内阁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一种制度，又是如何运作的？历来议论很多，所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

　　明初立国时，一开始朱元璋曾经沿用元代的制度，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左右丞相总领政务，也即奉行历代采用的宰相制。，在朱元璋看来，自秦汉设立宰相以来，虽然不乏有贤德的宰相，但多数是小人专权乱政，而且宰相权力过大就会危及到皇帝的权力。，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谋反一案，罢中书省，废掉丞相职，并诏告天下说以后再也不许立丞相，如果有哪个臣子敢上奏劝皇帝重新设立，要处以重刑。从此，推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在就告结束，皇帝集皇权、相权于一身。明代官员像　　皇帝毕竟分身无术，精力有限，每天要处理如此大量的政事，是很难持久下去的。为了保证皇帝权力不旁落，又便于处理政事，就不得不在政治制度上另想他法。为此，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但不久就废掉，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开始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殿阁大学士制，主要是从翰林院等机构挑选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协助皇帝批阅奏章，随侍左右，以资顾问。由于这些人都是饱学的儒生或低职的翰林官，位卑品低，最高的也只有五品官衔，不能参与国家政务的决断，并且当时的真正实权部门六部的事务都是由各部尚书直接上奏皇帝的，不用通过这些大学士，就使得各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这样一来，部分地解决了皇帝日理万机的痛苦，使得朱元璋能够更从容地处理国事。可是，这一制度也有缺陷，因为事事都要皇帝亲自决策，而缺乏一个有效的处理日常政务的中枢机关，不利于政令推行，所以殿阁大学士制实行时间不长就又撤销了。从此之后，一直到废丞相的二十三年之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殿阁大学士制的基础上，对有关的缺点作了调整，重新恢复了这种体制，由皇帝本人亲自挑选亲信大臣进入文渊阁，参与政务。因为文渊阁正好坐落于皇宫内延，所以称为“内阁”。至此，明朝的内阁制度正式形成，它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常设机关。

　　明成祖时代的内阁其重要性也不是很突出，就好像一个机要秘书式的小衙门，其作用犹如现今的高级顾问班子或智囊团，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因为它既没有专门的衙门，也没有官衙印信，更没有官员属吏，最重要的是内阁不能直接统辖各部事务，仅仅是奉皇帝的旨意办事。这一时期的内阁官员和朱元璋时代一样，都出自翰林院，大多官员的官品不及五品。朱棣仍然严格遵守太祖朱元璋的祖训，严禁阁臣过多干预政务，对于有敢于过多干预皇帝施政的，即使是出于忠君之心，也不轻易宽恕，为此还处置了不少器重的阁臣。如明成祖时的第一个内阁大臣解缙，曾为朱棣争夺皇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仅仅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犯谏，结果一度被贬下狱；另有一个黄淮，曾被朱棣视为有远见的大臣，也被下锦衣卫牢狱关了十年，直到朱棣死后才放出。

　　内阁权柄不重的情形到了仁宗、宣宗朝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渐渐改变，开始突破朱元璋时的限定，演变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不包的中枢机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内阁官员身份的改变同步的。这一时期的内阁大臣们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些低官职的小吏，因为内阁长期处于皇帝身边，对于朝廷的大事毕竟有很高的参与度，可谓位高权重，而如果官员的品秩不高，这就很难保证下面的大臣会老实地服从。所以，从明仁宗的时候开始，阁臣的官位越来越高，如明仁宗提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升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不久又都升任为尚书。于是便出现了阁臣加太师太保，或加尚书、侍郎，但仍兼学士、大学士衔的情况，，内阁也开始有了独立的官员属吏和相应的办事机构。从此，在内阁大臣之间，凡是居于首位的人，慢慢地又向着位跻三孤，权压六卿的宰相过渡。这时的所谓“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曾六居内阁，辅佐三朝皇帝，执掌了国家大政，皇帝的政令都由他们这些阁臣事先代拟诏令旨意，然后传达下去，人们称之为“三杨用事，政归内阁”。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上朝听政的时候，大学士的排位班次开始列于六部尚书之上。可以说，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明朝中叶以后，内阁之中还出现了首辅、次辅和群辅的明确区别。首辅又叫“首投”，主持内阁大政，位极人臣，为内阁首席阁臣，一切朝政皆归其调度，次辅和群辅都要听其行事，不敢与之相争。当时皇帝发布号令的程序是，先由皇帝口述旨意，然后由宫内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称批红）后，交给内阁，再由内阁首辅按照“批红”拟成诏谕（称“票拟”，亦称“条旨”或“调旨”，即用小票写所拟之批答，以备皇帝朱笔批答）。很明显，首辅的权力远大于其他的阁臣。这种情况直到出现太监专权的时候，首辅开始听令于内侍，其权力才开始被削弱。嘉靖朝，夏言、严嵩等内阁首辅的权威很大，已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而内阁成为了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

　　随着内阁的演变，内阁权力由轻而重，对明朝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内阁与中央机构中的六部的关系就必然要发生转变。前面已经提过，按明朝官制，内阁与朝廷的大多部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六部分理天下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不许实际掌握六部事务。永乐时期，由于内阁初创，内阁官员品秩不高，和六部官员在一个层次上，矛盾还不是很明显。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自严嵩开始，内阁开始逐渐侵蚀六部的权力，特别是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他与皇太后及宫内的大太监冯保勾结控制了皇帝，使得六部的权力都归于内阁，阁权一度凌驾于部权之上。这种改变明显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制，又涉及到实际的权力争夺，自然引起了六部的极大不满，为了各自的利益，内阁与六部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纷争。当时，内阁官员经常利用所掌握的对官吏的考察任选权排除异己，如严嵩就将文武大臣的升迁操纵在自己手中，就连历史上颇有清名的张居正，也经常利用考察官员之机，铲除异己分子。并且，内阁为了把持朝政，压制部、院，还经常勾结皇宫内的宦官一起对付政敌，结果助长了明朝的阉祸，这也是明朝宦官为害深重的一个重要诱因。

　　可以说，明朝统治者为解决宰相难题而设立的内阁，却使得各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造成明朝党争异常激烈。明朝的党争，也就是官员结党为朋，互相攻击。这其中，言官制度（主要是都察院及六科给事）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们经常以朝廷舆论作为自己的标榜，通过向皇帝进言劝谏，来影响皇帝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这一制度很受明朝皇帝的重视，言官就成为了内阁与六部等斗争的打手，内阁和六部都极力笼络言官，利用他们进行互相攻击，如果遇到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政敌，便授意言官群起而攻之。从明朝中期起，这种争斗越来越激烈，到了明末更是形同水火，出现了“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的政治格局。

　　明朝的党争中以内阁之中的纷争最为激烈。按说，作为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仁、义、礼、智、信”自居的士大夫，应该以仁为本，与人为善，为国效忠，在内阁制度下的残酷的权力之争中，弱肉强食，几乎每个人都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对权力欲望的追求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非要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从心狠手辣上讲，这些内阁大臣们比文化不高的武将和不通文墨的宦官毫不逊色。按明朝官制，阁臣只能由三品奇事网以上的大臣通过共同推举产生，而大臣一旦入阁，便可向上接近天子，向下傲视百官。在明朝，内阁并没有定员定制，多时有七、八人入阁，少的时候只有三、四人或二、三人，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位高权重，可谓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能参与讨论，这就使得对首辅的争夺更加激烈。为此，阁臣们联朋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采用各种伎俩来打败竞争对手，其中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首辅之争最为激烈。嘉靖初年出现了所谓“大礼议”之争，当时的首辅杨廷和因议礼的时候不符合皇帝的意见而失宠，次辅杨一清就趁机联合张璁等其他官员扳倒杨廷和取而代之，张璁不甘心居于杨一清之下，又网罗党羽，扳倒了杨一清，自己出任首辅，之后不久夏言又取而代之，很快严嵩又取夏言而代之。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阁臣徐阶暗中嘱咐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徐阶当上了首辅，然后李春芳、高拱又先后取而代之。再此后，徐阶的学生张居正勾结司礼监太监取代了高拱，独揽大权。张居正死后，也受到了百官的攻击，惨遭抄家之祸。首辅之争最残酷的地方是，一个首辅的倒台，必然要牵涉到所有的官员，或贬或升，造成政局动荡，党祸不断，国无宁日。

　　可见，明朝以内阁取代宰相加强皇帝中央集权的做法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围绕着内阁与各方的纠葛，带来的反而是明朝政治的混乱，最终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