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古代军队扎营到底是怎样处理饮水便溺问
不论哪个古代文化体系中，军队的取水标准几乎有全球性共识饮水必须来自足够量的、流动的、洁净的水体，所以军队驻扎地、有防御要求的城乡聚居点要尽量靠近河川与井眼、远离沼泽与死水潭。但便溺的处理就没有这么统一明确的标准了。
在任一种古代文化里，重视处理便溺的军事行为并非行军与野战，而是守城战。因为困居一隅的守城者得更有效地处理死尸与秽物，不然瘟疫蔓延，守备自然不战自溃。而围城里断水绝粮，城中以粪尿充饥的惨事也不是没有。
以近东地区而言，公元前 15世纪的《埃及亡灵书》中提到死者在来世“绝不食粪饮尿”，有学者考订这就是当时埃及与近东地区围城战给记述者留下的惨烈印象。
以远东地区而言，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5世纪时的守城战事中已开始规划厕所。《墨子·备城门》描述了军人的如厕轮班“城上……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之厕者，不得操。”《墨子·旗帜》描述了民防的厕所规格“为民圂，垣高十二尺奇事网以上。”
野战、行军等宿营的便溺，在近代以前较少被重视。因为野地宿营是临时居所，拔营就走，在收拾便溺上费力气显得不值。专门描述处理便溺、污物的营规等军事守则，要么是在攻战频仍的时代出现，宿营成为大数量人群的生活常态;要么是在防线固定的军队中出现，军营大多有半永备或永备性质。
《圣经·申命记》记载了公元前 13世纪古犹太人在战争中的秽物处理规范“你出兵攻打敌人，要远离一切恶事。……你要在营外划定一个地方，你可以出去在那里方便。在你器械中当有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要用它挖洞，转身掩盖排泄物。”
《圣经·民数记》中还有战斗后沾血或触及尸体者要在第三日和第七日清洁自己，战斗后灼烧金属制品、冲洗非金属制品、七日后洗衣回营的规范。这是现存记载中人类最早的成体系战争卫生条例。
但近东的军事卫生传统并没有在地中海沿岸邦国中无断绝地传承。希腊诸邦与马其顿帝国之后的希腊化地区都没有留存相似的战地清洁条例或战地厕所遗迹。战地厕所系统出现，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与罗马帝国。
按学者罗伊·戴维斯与格雷汉·韦伯斯特的考证，公元 1世纪以后罗马军团的行军营地在寨墙与护营壕沟之间，有木板盖深沟作临时厕所，永备军营内有冲水式厕沟，深度至少三米，须有石板或木板盖。水流从河流上游引入，在军营中使用后，顺下水道冲走厕沟中的秽物。
在英国各地出土的罗马堡垒遗址也验证了这一说法，靠近寨墙与箭塔处的确发掘出规格相似的厕沟。
同在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的，没有留下足够复原战地清洁规范的文献与遗迹，不多的相关记载出现在《三国志·蜀书五》中“(诸葛)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侧面证明当时至少有固定制式的战地厕所(“圊溷”)。
9世纪的官方军事规范里也略微提过战地厕所。从《通典》这部政府规章汇编中辑出的《李卫公兵法》中，有“诸兵士每下营讫，先会两队共掘一厕”的条例，扎营完毕就得马上挖茅坑。而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军事上最受重视的是城堡建设，城堡中自然有流水冲刷的厕所，但建筑体例与清洁规范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有显著改善。
16世纪的军事手册中，有较清晰的如厕行为规范。戚继光《练兵实纪》中规定给军营服务的苦工外出如厕必须登记“凡白日登厕员役，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方准开门而出，毕即还应腰牌，取带回营。”而骑兵、车兵只能夜间在营地内自掘的厕坑中方便，不得外出如厕“每马军一旗，每车兵二车，各开厕坑一个于本地方，遇夜即于厕中大小解。天明吹打时，遇起行，则埋之。遇久住，则打扫，候开门送出营外远远弃之。夜间不许容一人出营解手。”
而 18 世纪欧美国家开始逐渐将战地卫生机制作为正式军队体系构成，正规的军医编制、军医著作在当时的英、法、德等国纷纷出现。1752年，英国军医约翰·普林格爵士出版《军中疾病观察》。1758年，冯·施威腾男爵出版《军营疾病》。这些著作都明确指出便溺等秽物与军中居高不下的疫病感染、创口恶化、战斗减员直接相关。
1778年，华盛顿将军与德国外援施特伊本男爵将这些战地卫生卓见应用于卫生欠佳的美国大陆军。华盛顿将军命令军官领头在宿营地外主动挖掘厕坑，并反复下令“任何随处遗矢的士兵，一经挡获必须立即拿办，受军纪惩处”。施特伊本男爵订立大陆军的营规厨房与厕坑必须与住宿区域隔开，在营地的相对两端。厕坑须在下坡或河流下游处。
欧阳修活了66岁，做了42年的公务员，一生三次被贬，两次与范仲淹有关，还曾两次遭遇绯闻。
第一次被贬是在1030年5月。当时范仲淹上《百官图》，批评宰相结党营私，任人不唯贤，结果反遭诬陷，贬至饶州。欧阳修对范仲淹主张改革、为政清廉向来尊重，公开发表言论表示支持，结果也被贬到湖北夷陵。第二次被贬是在1045年秋，与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有关。第三次被贬是在1067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国丧期间，欧阳修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贬，知亳州。
欧阳修遭遇绯闻，起于第二次被贬前。1043年，青年皇帝仁宗亲政，面对内忧外患，他号召群臣出谋献策，改革吏治。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得到仁宗的赞赏。短短几个月，范仲淹就被提升为参知政事，担任副相。在“庆历新政”推行过程中，越来越尖锐地触及既得利益者，譬如裁减冗员、惩治腐败，必然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有人攻击范仲淹搞派系斗争，利用少壮派打击元老派，闹得仁宗不知如何收场。次年6月，西北边事吃紧，仁宗正好趁机让范仲淹去守边。11月，进奏院的刘巽和苏舜钦召集文人聚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人举报，仁宗大怒，批捕数十人，史称“奏邸狱”。
1045年新年刚过，杜衍被罢相，富弼被免职，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作鸟兽散。欧阳修不识时务，公开为改革派鸣怨叫屈，惹仁宗不悦。但仁宗惜欧阳修之才，不想拿他怎么样。此时欧阳修的朋友田况由真定改任秦州，仁宗就让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临时代理真定府事宜。可是，一个险恶的阴谋正在向他袭来，始作俑者就是谏官钱明逸。
钱明逸嫉恨欧阳修，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据《钱氏私志》载欧阳修“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也就是说，欧阳修在参与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了钱氏的祖宗，即吴越国王钱氏家族。
钱明逸将诬告欧阳修私吞财产的状纸递到开封府。开封府尹杨日严阅状而窃喜，因为他主政益州(今成都)时，大肆敛财，贪污官银，曾遭到欧阳修弹劾，一直怀恨在心，这下正好撞到他枪口上。状纸经开封府递达朝廷，宗仁即刻着人调查。结果查无证。但钱氏家族并不就此罢休，换了一种方式攻击欧阳修，制造了“盗甥”和“私从子妇”的绯闻。
“盗甥”事件是诬陷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欧阳修妹妹嫁张氏不久便守寡，张氏前妻遗一女，欧阳修可怜她们，将她们接到家里抚养。其外甥女长大成人后，嫁与欧阳氏远房侄子欧阳晟，但她不守妇道，与家仆私通，被人告发。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乱伦，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
尽管仁宗皇帝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并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到滁州后，欧阳修还是比较乐观的，游山玩水，赋诗作文，如散文《醉翁亭记》、七古诗《菱溪大石》等，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失意的牢骚。可是，“盗甥”绯闻被小人四处传播，如影随形，历时长久，欧阳修心情岂能不受影响。
“盗甥”事件之后，那些小人又编造出“私从子妇”的绯闻，说欧阳修与儿媳乱伦——宋司马光《涑水纪闻》言“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语所从来，皆无以对，俱坐谪官。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攻修，修寻亦外迁。其上谢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弯射羿之弓。’”
经历两次绯闻的打击后，欧阳修心灰意冷，淡薄仕途，多次要求退休。1071年，欧阳修办好退休手续后，回到安徽颍州，次年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