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从何时开始出现：同性恋源自吗？
一般的人都以为同性恋传之于国外，殊不知这是正宗的国货，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外国人不过是在走我们的老路而已。人搞同性恋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此风已经普及。那时候著名的同志爱人，见之于典籍的，卫国有弥子瑕、宋朝，楚国有安陵君、龙阳君，鲁国有汪锜，这位鲁国公子公为的情人汪锜，因为年纪轻轻就为国战死，为了安葬他的礼仪，孔老夫子都出来为他讲过话。，这些人当中，名气最大的还是楚国的龙阳君，他甚至已经成了典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薛蟠动了龙阳之兴，其典即出于此。
到了宋代，街头甚至出现了以男人为主的妓院。男人公然为娼，让有此雅癖者，能一试身手。世界史上这也是罕见。所以说，在，卖笑为生还真不是女人的专利。到了明清两季，此风更盛。同性恋被称为男风，同志爱人又叫“相公”。当时搞同性恋的名人，那真是多了去了。郑成功的老子郑芝龙，年轻时就是靠着面容姣好，得到海盗头子的宠爱，做了相公，才发迹，成为新一代的海盗头子的。现在被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张献忠，也好此道，他的同志爱人叫李二哇。二哇同志被明军生擒，明将想吃他豆腐，他还坚决不从呢。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犹喜男色。他在做县令时，依照法律，不得不命人打一个美男子的屁股时，竟然心疼得差点落泪。
所以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一个女人要她长相俊俏的老公戒酒时会这样说你要是喝醉了，人事不知，被别的男人叉叉了，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啊?居然这样劝人戒酒的，这个女子，还真是千古第一人了。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男人长得俊俏，还蛮危险的呢。到了民国，西风东渐，多妻制和同性恋一起，被人们认为是陈规陋习，扔进了垃圾堆。谁知这西风刮啊刮的，忽然就转了向。同性恋，我们人不搞了，西方人倒大搞特搞起来。这种你丢我捡的作风，还真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呢。
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怎样的?
曹操(155～220)，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操自幼机警有智计,好游荡任侠。20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执法严厉、不避豪强。黄巾起义爆发后，拜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初平元年(190)，参与关东州郡讨伐董卓，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此后与陶谦、吕布、袁术等连年互相攻战，实力逐渐壮大。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洛阳,又奉帝迁都于许昌，拜司空，封武平侯。自此建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建安五年，官渡一战，击败袁绍，此后即逐步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结束了中原地区持续达20年之久的战乱。
建安十三年，拜丞相，南征荆州，在赤壁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三国鼎形势初步形成。建安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进封魏王。二十五年正月，病逝于洛阳。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曹操，曹操与曹植、曹丕三父子在文学上被称作“三曹”，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