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四大发明是如何流传到国外的？
古达的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四大发明究竟是怎么传到国外的，人们却知之甚少。在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造纸术是最早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中，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发生叛乱，唐军战败。怛逻斯之战后，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从此，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
随后，源自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为了解决欧洲纸张质量低劣的问题，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曾希望利用驻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刺探的造纸技术。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将的造纸技术画成图寄回了巴黎，先进的造纸技术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成功地发明了用机器造纸的方法，从蔡伦时代起人持续领先近2000年的造纸术终于被欧洲人超越。
由于蒙古人在其征服地区广泛使用纸钞，因而，作为纸钞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也顺着丝绸之路西传至西亚、北非一带，随后又进入了欧洲。除纸钞之外，宗教画和纸牌也促成了欧洲人接受印刷技术。纸牌虽小，却综合了手绘、木版印刷等各种方法，成了欧洲人学习、掌握雕版印刷术最直接的途径。蒙元时期，欧洲人沿丝绸之路来到，学会了使用木活字。由于欧洲人使用的拉丁字母结构简单，且只有26个字母，比汉字更适合活字印刷。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在美因茨城的工厂中发明了哥特体拉丁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人的字形问题。
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末年。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弄封等地虏获的工匠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
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简上绘有龙头，被波兰人称作“喷火龙”。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在北宋人朱或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提起“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人是妇孺皆知，并以此为自豪。你知道四大发明是谁出来的吗？中华文明有很多和“四”有关的并称，如四书五经、四大美人、唐初四大书法家、初唐四杰、宋代四大书法家、元四家、四大奇书、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四大发明”虽然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并称比上述那些要年轻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是由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说法得到了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认可。
麦都思指出“人的发明天赋，很早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人的三大发明，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马克思则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第一个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的是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他在比较日本和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后来被著名的英国科学技术史史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虽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队在蓬勃发展，国民党军队却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心急如焚，寝食不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中华民国，蒋介石觉得急需借助一个东西来振奋一下军心，鼓舞一下民心。这时，他碰巧听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搞科技史，于是就立刻派人把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他的太太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在实地考察研究科技史。蒋介石在接见李约瑟时和他谈了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这个研究成果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
“四大发明”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的历史时刻提出的，张召忠高度评价它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四大发明)这项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十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