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的第一次停战：在英美调停下短暂停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当即予敌猛烈还击。此时，日军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上海市政府称是日本领事请求，国联报告书则称系上海市长所请），中日两军达成了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同意停战。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之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军队是十九路军。1931年5月，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桂系等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政府对峙，史称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并派人与粤方谈判。宁粤谈判中粤系为安全提出由粤籍人士陈铭枢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31年9月30日蒋介石通电同意，陈铭枢麾下的第十九路军遂由江西赣州(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剿共”留驻在当地)调戍京沪地区，并于11月全部部署于京沪沿线。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60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师长区寿年，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一线。全军共3万3千多人。

　　11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的准备很不充分。当时十九路军到沪不久，对敌情知之甚少，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才于1932年1月15日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错、戴戟主持下，于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奇事网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1932年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沈光汉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但因国民政府力求妥协避免开战的命令，蒋蔡等同意遵令撤出上海，并令驻闸北的守军29日晨与宪兵第6团换防。因形势紧张，第78师156旅旅长命令闸北守军第6团继续保持警惕。28日晚11时，戴戟也下令防止日军趁换防之际占领闸北，命令各部进入阵地严密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