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最关键一战：灭ldquo;大元国rdquo;的百灵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在我国北部边疆——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一带，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抗日战役。晋绥军胜利收复百灵庙，史称“百灵庙大捷”。百灵庙大捷真正的价值在于直接挫败了日军在内蒙建立傀儡国“大元国”的企图。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在我国北部边疆—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一带，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抗日战役。1936年11月20－24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采用奇袭制胜、先发制人的方法，向百灵庙发起全面进攻。激战至24日上午，晋绥军将敌军歼灭大半。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顾问烟谷草以及伪蒙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狼狈逃窜，晋绥军胜利收复百灵庙，此为“百灵庙大捷”。
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杨天石认为，百灵庙大捷真正的价值在于直接挫败了日军在内蒙建立傀儡国“大元国”的企图。
北方历史上有过很多少数民族政权。近代史上，由于清朝“满蒙一体”的统治政策，蒙古王公仍旧握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日本人以此企图扶植蒙古族的傀儡军队，建立傀儡政权，用一个一个小的傀儡政权，像蚕吃桑叶那样一口一口地侵略。
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制造出一个“满洲国”后，企图进一步制造出一个“大元国”，地点则选在长城以北的西部内蒙古地区——相当于原来的绥远和察哈尔省，首都则选在绥远省的百灵庙。
建立大元国，日本帝国主义依仗的对象是亲日的地方分裂势力即蒙古贵族德王和土匪李守信。日本人利用德王和李守信组织了一支叫做“伪蒙军”的队伍，由日本关东军直接豢养。
193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府获悉日本侵略军准备进攻绥远省，遂派遣陈诚飞到太原，与阎锡山达成共识中央军和晋绥军各出兵15万人，合兵30万，奔赴绥远抗日。
11月16号，蒋介石给阎锡山发电报，指示其占领绥远重镇百灵庙和商都。阎锡山派麾下大将傅作义攻打百灵庙，另给蒋介石回电，要求中央军增兵5万，拿下雁北。
日本方面和伪蒙军队得悉军队要进攻百灵庙，赶紧增加兵力。傅作义得到伪蒙军增兵的情报，有些担心，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决策机构发去电报，请示机宜。最高军事当局指示利用夜战，拿下百灵庙。
虽然驻守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拿着战刀督促伪蒙军和部分日军拼死抵抗，但兵贵神速，傅作义指挥得当，将士拼命。11月24日，仅仅一天时间，军队就拿下了百灵庙这一绥远重镇。
拿下百灵庙、粉碎日本人建立“大元国”傀儡政权之前，陈诚已赴宁夏定远营赢得了达王(阿拉善旗第九代十任札萨克和硕亲王)的支持，赶走了日本在定远营的势力，挫败了日军企图在宁夏扶植“大夏国”的企图。一时，国民党政府在外交方面表现得空前强硬。
当时，和日本正在进行恢复国交谈判。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直接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的政权，进而破坏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对此，政府方面绝无讨论之余地。
张群针锋相对地跟日本人提出五项条件。第一，废止上海、塘沽的停战协议；第二，日本停止扶植华北伪政权；第三，日本必须停止在华北的鸦片走私，且不能干涉方面打击鸦片走私；第四，日军飞机不能在领空任意行动、任意飞行；第五，日军要解散察哈尔和绥远北部的伪军。冯玉祥将军高度评价此五项条件，他说一向是日本人向我们提条件，今天反过来，我们给他们提了五条。这五条光明正大、义正言辞。
除此以外，国民政府还做好了与日本大战的二点准备。第一，政治上准备迁都。财政部长孔祥熙得到通知，要把上海的钞票转移到江西南昌。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部做好随时搬迁的准备；第二，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得到指令，责令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军队做好抗击日军侵略的准备。冯玉祥将军则受命准备作战计划。国民政府另派出张自忠将军、黄绍竑将军，率领4万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盘踞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前往华北抗日。
百灵庙大捷是军队在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的军事胜利，傅作义将军采用奇袭战术迅速解决了敌军。中共中央给百灵庙祝捷大会送来了“为国御侮”的锦旗。
宋代城市又一个深夜。一阵又一阵，一段又一段，从酒楼、茶馆艺人指下口中传来的作乐声、市民的欢笑声、丝竹管弦之调、畅怀痛饮之音，传入深宫，传到仁宗的耳畔。仁宗不禁问宫人这是何处作乐?当宫人告诉他说这是民间酒楼作乐，仁宗不由感叹起自己在宫中冷冷清清，羡慕起高墙外面的夜市生活来了……
这是出自《北窗炙鞣录》的记叙，如果将这条史料放在整个古代城市生活史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条史料是很珍贵，很有用的。因为皇帝羡慕城市夜生活，在宋代以前还未有过这样的记录，在宋代以后也不多见。根据史家的研究，古代城市最早的夜市出现在唐代的中晚期，其依据是当时的一些文人的诗作里，出现过这样的句子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类似这样的描写，还可以搜罗出一些来，但数量不会太多。依笔者之见，这种夜市即使有，也是极其有限度的，因为唐政府有规定城、坊、市门必须在日头一落就关闭，城市里面普遍夜禁，连燃烛张灯也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到处罚。或者说，唐代的夜市只出现在少数的商业繁盛区，而且多限于供达官豪吏纵情声色的场所。它与宋代城市那种真正属于市民自己的夜市相比，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宋代夜市以服务业为胜
宋代市民的夜市生活较之前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人们经常提起“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这一夜市现象，还被小说家予以剪裁，写成了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死而复生的痴情女子周胜仙，在夜深之时，到灯火齐明的樊楼上去寻找开这樊楼酒店的范二郎。小说家以“樊楼灯火”为创作背景，足见夜市生活在市民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位置。
以东京马行街夜市为例，这条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官员宅舍，从而形成坊巷市肆有机结合的新格局。用宋代文学家孟元老的话来说，这里的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其繁华热闹可想而知，以至于在马行街的夜市上，车马拥挤，人不能驻足。具有百余万人口的东京，大概会有上万上十万或更多的市民到这里逛夜市。
那又明又亮的灯火，足可以照天，可以将长达数十里的马行街辉映得如同白昼一般。即使夏日，整个天下都苦于蚊蚋，可是蚊蚋由于恶油，却在马行街的夜市上绝了迹。怪不得大文豪苏轼满怀感慨地写道“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此中流露出对马行街夜市的深深怀念。这是因为马行街上的夜市是以服务性行业为胜的，以苏轼的身份，他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上乘的服务。
由此而推及其他市民，无论是何等身份，出于什么缘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只要需要，只要付出酬劳，都可以在夜市上找到适合自己情趣和嗜好的消遣方式，这是宋代城市夜市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如北山子茶坊，内建一“仙洞”、一“仙桥”，吸引得仕女结伴来此夜游吃茶。又如有一官吏深夜回家，碍于路远，便到市桥赁得一马;此时已是二更，但赁马者服务极为周到，牵马送至家门。还如许多提瓶卖茶的小贩，为了等待深夜才能归来的官府衙门人员，竟整个夜晚在市场上守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