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暴行：64户人的村庄被屠杀的仅四人生还

　“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血水流进大冶金牛镇三根祠街口塘中，从此，我们把这口塘叫‘血水’塘”……昨日，记者到省档案馆翻阅抗日档案，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字，似乎要跃出纸面，悲愤呐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北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展抗日史料的征集和调查，留下了这批浸透血泪的宝贵史料。

　　杨植夫“亲睹八九人因酷刑惨死”

　　“1940年我在武昌十字街44号开设香烟店，4月24日下午，突有日寇宪兵队队长小田，将我抓捕……”武汉居民杨植夫在控诉书中说“他们说我是新四军密探，我不承认就将我悬空吊起，用烟熏、火烧、水灌、电触，长达5小时之多。我昏死过去两次，均用冷水浸醒。”

　　第二天，日寇要求杨植夫放弃生意，为他们做情报工作。杨植夫以养家糊口为由拒绝，小田大怒，命令四人用大木棍轮流暴打。“我四肢俱折，血将头发全部胶住”，杨植夫说。日寇将他囚禁的5天中，杨植夫亲眼看见八九人因酷刑而惨死。

　　由于130余家商铺担保，杨植夫被释放，诊治3个多月都未能痊愈，落下终身残疾。后来，日寇又到他家勒索脚踏车30辆、金戒指12对、法币数千元。

　　周秀清“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40年农历二月初九，日寇血洗了我们周家大湾。”孝感村民周秀清时年18岁，他说，日寇挨家挨户将村民驱赶到湾外的稻场，50多个男人全部强行跪下，一顿猛打后，从北边开始，日寇将头5名人的肩头一拍，带到约莫三四十尺外，当做活靶子开枪射击。

　　之后，周秀清和30多个青年被赶到一条水沟边跪下。他回忆，“我低头向后一瞥，敌寇在背后坡地上架起了机枪……子弹喷射过来，我感觉皮肤像火似的灼烧，随着惨叫声，一个个都倒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从死人堆中向前看，只见前面小山上的松枝在晃动，才意识到自己没死。再看看倒在沟里的小伙伴，个个都被打掉了后脑壳，血水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听到日寇说话，周秀清一动不动趴在原地。没多久，日寇又对着尚在挣扎的人补了几枪，周秀清的右腿和右臀被打中，再度昏了过去。傍晚，周秀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64户的周家大湾，4人重伤得以生还，不过都是终生残废。”

　　吉广智“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1938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大冶铁山。一份作者署名为“吉广智”的档案记载“铁山很快变成一座法西斯集中营，到处设碉堡、哨卡、围电网，对矿工和农民实施了枪杀、活埋、灌辣椒水、上电刑、练刺杀、狗咬等各种酷刑。”

　　一次，日军抓了13个不肯为他们卖命的矿工，让他们自己挖好坑，把他们全部推到坑里，往里填土，当土填到接近头部时，日军举起枪托猛砸被害者头部，打得血浆四溅。有时，日军还把矿工推入坑内，倒进生石灰，再倒进冷水，使坑里的生石灰产生高温把人烧得皮开肉绽，活活痛死。日军把这种残害人命的方法叫“泥鳅拱铁山”。

　　矿工下班要过一道道关卡，很多青年妇女就给自己脸上抹层锅底灰，就算这样，有时也逃脱不了日军的蹂躏。矿工们悲愤地说“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杨道爽“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

　　杨家大洲，位于宜城璞河镇东约10华里处的汉江荒洲。杨道爽说，乡亲们躲在这儿也未能逃出日军的屠杀。

　　1940年农历4月29日，12岁的杨道爽在父母的带领下，和神色慌张的乡亲们一起往洲上跑。“我们气喘吁吁，刚坐下来，突然扑来一群日本兵，用明晃晃的刺刀戳人，顿时许多乡亲丧命。”杨道爽亲见杜大朝和他的三弟、五弟，杜家柯和他不满12岁的儿子都被杀死了；正在害病的杜道斌被妻子用驴驮到大洲，妻子为了保护丈夫，伏在丈夫身上，日军将夫妻俩一起刺死；鲁某的妻子和他18岁的妹妹被日军轮奸；杨生贵一家4人全部被杀。杨道爽的叔伯姐夫吕敬城及哥哥也被杀害。

　　“一个日军用刀砍我父亲时，我父亲用胳膊一拦，奋力将日军打倒，拼命逃出了虎口。”杨道爽说“我吓得昏在死尸堆里，侥幸躲过了日军的屠刀。”这次日军在杨家大洲杀死父老乡亲400余人，致残200余人，“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

　“1941年11月4日5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投下小麦、黄豆、棉絮及其它不明物体。7日后，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被发现……”在永川区档案局，珍藏着一份由永川籍细菌学家、科学院院士陈文贵(1902-1974)，在1942年所写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复印件。

　　这份万言报告书，第一次真实地揭发了日军在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尽管已过去70余年，日军对实施细菌战所犯下的罪行和伤害依然罄竹难书。那么，出生于重庆永川区的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一生，又在揭露日军细菌战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记者日前查阅历史档案、回访其永川祖籍，力图还原历史。

　　1、生性秉直，父亲劝阻其从政

　　青瓦、粉墙，高大的银杏、香樟等树木围绕……位于永川区松溉镇文昌街的陈家大院，就是陈文贵出生的地方。

　　“陈家大院出了很多名人，除了著名影星陈冲，她的爷爷陈文镜和大爷爷陈文贵都是著名的医学家。”住在陈家大院附近、92岁的蔡少林大爷抽着旱烟回忆。

　　“光绪年间，松溉是永川唯一的水码头，商贾云集。”蔡大爷告诉记者，那时，陈家祖先陈朝钰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名叫“源顺庆”的花纱商号。

　　陈文贵6岁时，由于家境殷实，父亲陈海门便设家塾授课，并让其5岁的弟弟陈文镜陪读。《百家姓》、《三字经》……兄弟俩历时6年学完四书五经，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兄弟二人又相继在江津县白沙镇和重庆私立求精中学求学。

　　“陈文贵从小生性秉直。”长期研究永川历史的该区档案局党史研究科科长欧利伟告诉记者，由于深受国学思想濡染，兄弟俩均有“兼济天下”的报国情怀。“五四”运动爆发后，兄弟二人还参加了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陈文贵还成为市区学联的领导人之一。

　　史料记载，中学毕业后，陈文贵希望从政，其父却极力阻止，因深知其秉性太刚直不适合从政，而令兄弟二人从事医学。1921年，兄弟俩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学预科。在此期间，他们又结交了校内外一些进步青年，并陆续参加了声讨军阀吴佩孚、驱逐省长赵恒惕的斗争，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济世为怀的道路。

　　2、为制造疫苗在子女身上做实验

　　1928年，时年26岁的陈文贵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这时，他对细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一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两年后，他又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专门从事细菌学研究。

　　“平时，他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细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陈文贵的小女儿陈晓晴告诉记者，以前听母亲讲，父亲常常在实验室泡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如果有新的进展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不断的实验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成为学界翘楚。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同学之邀，陈文贵前往贵阳卫生署担任卫训所主任，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

　　1938年和1939年，贵阳发生大面积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非常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试验生产霍乱疫苗。

　　“父亲十分谨慎，他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哥哥姐姐的身上进行人体试验，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才拿来救助民众。”陈晓晴回忆，因为此事关系广大百姓，家里人并不埋怨父亲，反而很支持他，认为这是非常崇高的事。

　　由于陈文贵制作的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于是，驻贵阳的红十字会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愈发沉浸在对细菌学的深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