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1941年ldquo;大隧道惨案rdquo;：尸体成堆像

从1938年初到1943年8月，日本侵略军对当时的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多的空袭轰炸，无数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大隧道惨案”震惊中外。我作为“大隧道惨案”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对当时的惨状仍历历在目，心有余悸。

　　1941年6月5日傍晚5点多，我与同学余德坤一道前往当时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区都邮街购物。正逛着，突然传来尖利的警报声，顿时繁华的商业区像炸了锅，惶恐万分的人们左冲右突，争相逃命。我与余德坤随人流直奔附近的大隧道防空洞。还未进洞。敌机已经临空！接着，一声声巨响，一阵阵热浪迎面扑来，敌机开始俯冲轰炸了。这时人们不顾一切涌进了大隧道防空洞。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我又有孕在身，体力不济，被挤得喘不过气来。余德坤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让他们进去吧，我们进，反正听天由命！”当我们进洞后，发现洞内人成千上万，十分拥挤，找个立足之地也难。洞内空气混浊，温度很高。洞外火光冲天，敌机正轮番狂轰滥炸。

　　大隧道是重庆最有名、最坚实的大防空洞，设有许多洞口，洞内路径四通八达，有的洞口可通至郊外。洞内交通道宽约2米，高的2米，两旁安装木条凳供避难者休息。墙上凿有凹洞，安放油灯照明。洞内设有通风口，通风口装有鼓风机，以调节洞内空气。)

　　这一天，可恶的日本鬼子似有目的的在我们头上持续投弹轰炸。更可怕的是，不少通风口被炸塌了，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闷热，人们越来越烦燥。突然一声巨响，一枚重镑炸弹在我们头顶爆炸，整个防空洞震得弹跳起来，煤油灯灭了，漆黑一团。打氧的抽风机毁了，我越来越觉得呼吸困难。这时洞内秩序大乱，孩子哭，大人叫，挤成一团，相互撕咬。我喘着气对余德坤说“今天情况不妙，我们可能出不去了。”窒息的人们衣衫褴褛，歇斯底里，不断有人晕倒，情况万分危急！我张着嘴，喘着粗气，冷汗湿透全身。突然两眼一黑，栽倒了。幸好我的同学余德坤是个身体强壮的20岁未婚女孩。她紧紧地抱着我，大叫“同胞们！我的同学不行了！请大家行行好，让我们去前面的洞口吧！”难民们异口同声答道“现在寸步难行，怎么移步呢？这时，余德坤抱着我用力拖，有人在后面推，硬是从人们身上、头上一寸一寸往外挪。快到洞口时，我和余德坤都站不住了，一声惨叫滚到—个大泥水坑里。幸好当时维持秩序的“防护团”团员七手八脚把我俩拉上来。余德坤一再要求防护团让我们到洞口吸点新鲜空气。当我被拖到洞口附近时才清醒过来。只见洞口一片火光，是敌机扔了燃烧弹。洞内有人大叫“防护团，快开门！我们愿意死在外面，不甘心闷死在漏里！”防护团不断喊话“同胞们啊！求大家一定要守洞规！否则死得更快！同胞们啊！鬼子正在我们头上扔炸弹，我如果开了洞门，大家出去一个也活不了！”这时余德坤也快虚脱了，我俩摇摇晃冕扑倒在洞口，耳朵只听见爆炸声，还有枪声，而洞内原来鼎沸的人声，现在却渐渐减弱下来了。

　　一直熬到半夜12点左右，敌机在分批次轮翻轰炸6个小时后才遁去，警报终于解除了！我与余德坤相互搀扶着出了防空洞。我们手拉手相互凝视，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回头望，进洞时人潮如涌，出洞时三三两两，阴风习习的黑洞口，像鬼子的血盆大口，把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吞噬了！

　　第二天上午8点，我和余德坤又来到都邮街。天色灰暗，行人稀疏。都邮街、米花街的房屋都被毁了，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随处可见炸成碎块的尸肉。烧成像焦炭一样的尸体还在胃着恶臭的黑烟，其状惨不忍睹！街上，收尸队在往卡车上搬尸体，这些尸体许多都是从大隧道防空洞拖出来的。尸体堆得太高，汽车开动时，不时有尸体滑落下来。由于窒息致死，尸首大多衣不蔽体。有的用芦席一包，运到朝天门码头，后来芦席不够用了，也就草草处理了。此情此景，不似人间，倒像在阴间地狱。至今回想，还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6·5大隧道惨案”震惊全国，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据说当天有汉奸为日机发信号，日机有目标的轰炸洞口和通风口，造成洞内大量难民窒息而亡。因为第二天我还到现场，尸积如山，惨绝人寰，估计窒息致死的不在5000人之下。幸好我们迟些进洞，离洞口较近。又幸好我们所处的洞口未被炸塌。更幸亏有我的同学余德坤奋力拼救，防护团协力抢救，我才幸免一死，否则也早成了孤魂冤鬼了。

　　日本侵略者在犯下了滔天罪行是铁的事实，不容篡改！作为人，要牢记这血海深仇！成千上万的死难同胞，无时无刻在向我们控诉着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无时无刻地在警醒后人祖国啊，赶快强大吧！落后要挨打，亡国奴再也不能当了！"

　“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血水流进大冶金牛镇三根祠街口塘中，从此，我们把这口塘叫‘血水’塘”……昨日，记者到省档案馆翻阅抗日档案，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字，似乎要跃出纸面，悲愤呐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北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展抗日史料的征集和调查，留下了这批浸透血泪的宝贵史料。

　　杨植夫“亲睹八九人因酷刑惨死”

　　“1940年我在武昌十字街44号开设香烟店，4月24日下午，突有日寇宪兵队队长小田，将我抓捕……”武汉居民杨植夫在控诉书中说“他们说我是新四军密探，我不承认就将我悬空吊起，用烟熏、火烧、水灌、电触，长达5小时之多。我昏死过去两次，均用冷水浸醒。”

　　第二天，日寇要求杨植夫放弃生意，为他们做情报工作。杨植夫以养家糊口为由拒绝，小田大怒，命令四人用大木棍轮流暴打。“我四肢俱折，血将头发全部胶住”，杨植夫说。日寇将他囚禁的5天中，杨植夫亲眼看见八九人因酷刑而惨死。

　　由于130余家商铺担保，杨植夫被释放，诊治3个多月都未能痊愈，落下终身残疾。后来，日寇又到他家勒索脚踏车30辆、金戒指12对、法币数千元。

　　周秀清“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40年农历二月初九，日寇血洗了我们周家大湾。”孝感村民周秀清时年18岁，他说，日寇挨家挨户将村民驱赶到湾外的稻场，50多个男人全部强行跪下，一顿猛打后，从北边开始，日寇将头5名人的肩头一拍，带到约莫三四十尺外，当做活靶子开枪射击。

　　之后，周秀清和30多个青年被赶到一条水沟边跪下。他回忆，“我低头向后一瞥，敌寇在背后坡地上架起了机枪……子弹喷射过来，我感觉皮肤像火似的灼烧，随着惨叫声，一个个都倒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从死人堆中向前看，只见前面小山上的松枝在晃动，才意识到自己没死。再看看倒在沟里的小伙伴，个个都被打掉了后脑壳，血水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听到日寇说话，周秀清一动不动趴在原地。没多久，日寇又对着尚在挣扎的人补了几枪，周秀清的右腿和右臀被打中，再度昏了过去。傍晚，周秀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64户的周家大湾，4人重伤得以生还，不过都是终生残废。”

　　吉广智“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1938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大冶铁山。一份作者署名为“吉广智”的档案记载“铁山很快变成一座法西斯集中营，到处设碉堡、哨卡、围电网，对矿工和农民实施了枪杀、活埋、灌辣椒水、上电刑、练刺杀、狗咬等各种酷刑。”

　　一次，日军抓了13个不肯为他们卖命的矿工，让他们自己挖好坑，把他们全部推到坑里，往里填土，当土填到接近头部时，日军举起枪托猛砸被害者头部，打得血浆四溅。有时，日军还把矿工推入坑内，倒进生石灰，再倒进冷水，使坑里的生石灰产生高温把人烧得皮开肉绽，活活痛死。日军把这种残害人命的方法叫“泥鳅拱铁山”。

　　矿工下班要过一道道关卡，很多青年妇女就给自己脸上抹层锅底灰，就算这样，有时也逃脱不了日军的蹂躏。矿工们悲愤地说“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杨道爽“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

　　杨家大洲，位于宜城璞河镇东约10华里处的汉江荒洲。杨道爽说，乡亲们躲在这儿也未能逃出日军的屠杀。

　　1940年农历4月29日，12岁的杨道爽在父母的带领下，和神色慌张的乡亲们一起往洲上跑。“我们气喘吁吁，刚坐下来，突然扑来一群日本兵，用明晃晃的刺刀戳人，顿时许多乡亲丧命。”杨道爽亲见杜大朝和他的三弟、五弟，杜家柯和他不满12岁的儿子都被杀死了；正在害病的杜道斌被妻子用驴驮到大洲，妻子为了保护丈夫，伏在丈夫身上，日军将夫妻俩一起刺死；鲁某的妻子和他18岁的妹妹被日军轮奸；杨生贵一家4人全部被杀。杨道爽的叔伯姐夫吕敬城及哥哥也被杀害。

　　“一个日军用刀砍我父亲时，我父亲用胳膊一拦，奋力将日军打倒，拼命逃出了虎口。”杨道爽说“我吓得昏在死尸堆里，侥幸躲过了日军的屠刀。”这次日军在杨家大洲杀死父老乡亲400余人，致残200余人，“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