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趣闻：第一颗氢弹爆炸 戴高乐吃醋拍桌
当戴高乐总统听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时大为震怒，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无数国人为之动容。为了纪念40年前的壮举，记者专访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起当年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幕幕历历在目的往事仍令他激动不已。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抢先
法国总统为落后于拍桌子
“原子弹爆炸后，氢弹技术的研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鹰翔回忆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
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当年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创新
从“全民办铀矿”到“技术民主”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还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来反观这两个口号虽然有大跃进不切实际的成分，好处还是很多的。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专家队伍。
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是最能激发潜能和积极性的。
择日
一年中“良辰吉日”并不多
其实早在1966年12月28日，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当时只对外宣称“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
空投
忘记投弹爆炸迟了20分钟
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过了20分钟，轰-6飞机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一颗太阳。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少的这一个动作就是“忘了按自动投掷器”。他说，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他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
解密
金银滩下一个秘密藏了20年
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这些秘密才逐渐揭开面纱。今年4月28日，随着核基地地下指挥中心正式对外开放，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和一个名为221厂的基地才逐渐走进公众的视线。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从建成开始，它只使用过两次，分别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前的演习。李鹰翔说，前不久刚刚解密的221厂地下指挥中心实际是一个地下掩体，“当时一旦遇到情况，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科学家就可以疏散到掩体中，里面有通风、发电装置，还有通讯保障装置。”
李鹰翔说，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名叫《当代的核工业》的书，“这本书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国外，大使馆和情报部门很多人都有这本书。”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14年第11期，作者廖保平，原题为《晚清民国一部明星史半部吸毒史》
明星吸毒屡现，公众颇为震惊。但只要翻翻近代史，会发现伶人吸毒(抽鸦片)那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人说，“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鸦片史”。
晚清民国最瞩目的伶人非京剧伶人莫属。京剧原是地方戏曲，漂进京城，经一代代大师的努力，日趋成熟并繁荣兴盛，成为晚清民国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与代的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处于绝对优势，出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名角，且流派纷呈，有余派、言派、马派、梅派、尚派、荀派、麒派等等。
与此一并时兴的另一件事是吸鸦片。上至仕宦文人，下至引车卖浆者，都有抽大烟的。京剧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已成梨园陋习。老一辈的如程长庚、徐小香、张二奎、余三胜、谭鑫培、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谭小培、杨小楼、余叔岩、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更晚的如张春彦、马连良、孙毓堃(kūn)、谭富英、高盛麟、裘盛戎等，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
文史作家徐穆云在《梨园外纪》中说，梨园名伶中烟瘾最大者是汪笑侬，每天要抽烟膏二两。他每天起床前，形同死人，姨太太口含大烟，对着他的脸喷烟若干口，才能“活”过来，稍作蠕动。然后灌他喝些参汤，再把烧好的烟枪杵进其嘴里，汪闭着眼抽十数口后，才能慢慢睁眼讲话，穿衣下床。洗漱完之后，又躺下点烟，这叫正式开抽，抽上十来筒，才吃早点。这起床的功夫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各戏园都知道他这毛病，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都要先给他的姨太太一些钱，唯恐其不愿尽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点到后台来。
谭鑫培是个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师，抽大烟也堪称“大师”，不吃不喝都可以，不让抽鸦片可不行。当时清廷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王公贵族都不敢顶风而上，谭老板也不敢明着抽了，可是不抽之后，整个人就散了架似的没精气神，哪里还唱得了戏?
谭派老生创始者谭鑫培，曾获慈禧太后特许抽鸦片烟。
偏偏慈禧太后是个戏迷，《清朝秘史》讲到，端阳佳节，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一时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前往谭府探究原因，谭鑫培道出苦衷“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再不能够唱戏。”善耆回奏太后，太后笑道“我当是什么?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那又碍什么，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善耆告知谭鑫培，谭老板大喜过望。从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为了自己一点偏好，将国法当儿戏，这禁烟注定是失败的。
如果说谭鑫培“奉旨吸烟”是一件显荣的事，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奉旨唱戏”则被时人视为耻辱。
1942 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马连良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
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就在此前不久，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轰动北平。，作为一个瘾君子，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这“汉奸罪”使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也因之吃尽了苦头。
老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桂仙也是个老烟枪，据说长年抽烟让家里的老鼠都染上了烟瘾。有一次，裘老板带领全家长时间在外地演出，家里顶棚的老鼠因无鸦片烟熏养，纷纷坠地而亡。这固然不可信，但裘桂仙的儿子裘盛戎有遗传式烟瘾，抽得厉害，未过花甲即因肺病死去，却是真的。
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把抽大烟学会了。据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记录，梅兰芳曾出演于美、苏、日，得博士学位，著名京剧旦角程砚秋也曾出演于法国。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出演?叔岩曰“吾国乃中华大国，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未免少失国体。美、法、日、苏吾不再去，唯印度可商量耳。”人问为何愿去印度，叔岩曰“印度有大土，我可过瘾也。”原来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
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不胜枚举，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伶人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只是药力一过，人就瘫软如泥了。再有，唱戏的最怕嗓子出毛病，尤其害怕在舞台上嗓子出情况，那等于自砸招牌，保护嗓子是京剧伶人非常重要的事，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伶人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不过在笔者看来，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京剧市场火爆，伶人挣钱相当容易，名伶挣钱速度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 汪桂芬、谭鑫培这些名角，“声价绝高”。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一出戏价钱约50 两银子，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 两银子，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羡煞王公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