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曝顾维钧夫人黄蕙兰风流史：就好老牛吃

　　当年风华正茂时，顾维钧、张学良、梅兰芳等美男子，不但各自都有许多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且他们之间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演绎着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早在1921年，张学良就随父帅张作霖来到北京，并一直住在前身为顺承郡王府的大帅府。一年后，顾维钧回国任职，二人由此结缘。在北洋政府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是奉系控制北京政坛，而长期出任外交总长乃至内阁总理的顾维钧自然与张氏父子关系紧密。1928年，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返回奉天。1931年，已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学良重回北平，直至1933年出国考察。这两年间，顾、张二人的交往更加密切。虽然此时的顾维钧一度淡出政治舞台，但他与张学良的私交却更加深厚。

　　关于这两人的交情之深，我们可以通过张学良晚年的回忆窥见一斑“我们在杨××家里打麻将，顾太太来了，拽着顾走，顾坐那儿就不走，这个顾太太指名骂杨××的太太，指名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顾太太拿着茶水，给顾的头上哗哗哗地浇下去。顾呢，我就是不动弹。浇完了，她也没办法了，走了。她当我们面骂杨的太太，骂的那个话，不好听得很吶，那杨的太太也坐那儿，也不动。我们在那儿也不好意思。”或许是出于对顾维钧的偏爱，他甚至在婚姻问题上处处替后者说话。他爆料称，那时顾维钧和黄蕙兰在西安各有情人，而且彼此都知道，都装作不知道;黄蕙兰曾背着顾维钧与著名军阀张宗昌有婚外关系;黄蕙兰老牛吃嫩草、专找年轻男子、赖牌、隐瞒年龄……

顾维钧和黄蕙兰

　　而顾维钧则回忆说“我应张学良之邀，他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问，我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高级顾问的聘书，我没有接受。几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4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从两位顶级“美男子”的交往细节来看，要说当年张少帅对顾维钧可真够仗义的，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关照。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垮台后的最初几年间，当时顾维钧在政坛上一度“靠边站”，甚至还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1930年，闲来无事的顾维钧忽然萌生了在东北进行土地开垦投资的念头。闻听此事，张学良当即慷慨地免费赠送好友两平方英里的处女地，外加一栋房子，无非就是希望顾维钧能常住东北，随时与自己联系。不过对于少帅的好意，顾维钧却婉言谢绝了。不久，少帅又派人告诉顾维钧，他可以在黑龙江西北部地区随意领取最肥沃的土地，价格则低得吓人--每垧4元。但顾维钧却认为此事纯属私人性质，他实在不愿掺杂官方或政治的意图，没有利用少帅赋予的特权，而是用每垧8元的原价购买了7000垧的一大块土地。了，所需的款项据说也是他那有钱的太太提供的。为了进行开发，他还特地聘用了一位从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留学生负责此事。遗憾的是，仅仅半年后，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顾维钧又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召唤下再度复出，在外交舞台上同日本人展开新的较量。这样一来，在日益动荡的局势中，他的垦殖事业被迫中断。几年后，那一大片土地干脆被日伪政权没收，他的巨额投资自然也打了水漂。

　　，张学良之所以对顾维钧如此仗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要仰仗其在外交方面的智囊作用。要说这张少帅，别看年少成名，春风得意，但却每每在关键的外交问题上栽跟斗，即便是有顾维钧这样的“高参”也无法为他力挽狂澜。特别是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尽管顾维钧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建议，但由于张学良本人的失误，结果导致外交接连吃了大亏。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民国时期审美出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迁。被人们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不是那些常上花榜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那时，名媛的代表人物宋美龄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上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崭露头角，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外交大使顾维桢的妻子黄蕙兰也是交际场上的红人。在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美着装”女性，她竟压过宋美龄一头，获得了第一。

　　黄蕙兰，189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为华侨首富黄仲涵之女。当时，印尼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祖父黄志信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硬是靠勤劳、智慧和节俭富裕起来。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东，是爪哇城内第一号大美女。15岁时嫁给黄仲涵。教魏明娘惭愧的是她只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琮兰和蕙兰。自黄仲涵纳妾后，魏明娘与其关系便日渐疏远，钟情于佛事了。后来干脆带着黄蕙兰远走伦敦，永远地离开了黄仲涵。

　　黄蕙兰锦衣玉食，家中备有中欧两式厨房。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她与父母进餐时，有一个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餐具都是银制的。

黄蕙兰

　　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黄蕙兰3岁时，送她金项链上的钻石重达80克拉。黄仲涵不过问女儿的教育，魏明娘除延请英文教师外，还请人教习音乐、舞蹈、美术。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枚金枝玉叶上。

　　父母的娇惯，使黄蕙兰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挥金如土的阔小姐。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才能。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邀请代表团到巴黎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主人家钢琴上陈着一帧黄蕙兰的玉照，十分欣赏，直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琮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而顾维钧非等闲之辈，凭借自身的魅力令黄蕙兰感到他时时处处在关爱自己。宴会进行一半，黄蕙兰便有点陶醉了。他们适时地溜号到一条名为“钟情路”的马路上散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有专职司机，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后来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国事包厢。黄蕙兰窃思，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爸爸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顾维钧加大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与他同回华盛顿。而且他表示到布鲁塞尔使馆举行一个正大光明的婚礼。这场婚礼十分隆重、排场。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时为1920年10月2日。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顾维钧的职务在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参加白金汉宫战后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倍感荣耀。

　　黄蕙兰具备外交官夫人的硬件和软件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甚至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她舍得卖力气，活跃于国际政坛，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凭着青春和财富，赢得掌声一片。她认识到外国社交界在很大程度上根据顾维钧和她的表现来确定对的看法，，以“的橱窗”自我定位。她的家，沙龙主人的她皆是橱窗的附件。她斥巨资修葺驻巴黎使馆。力求让“橱窗”精致些，让那些外国人在窗口看到的月亮和星星。

　　当别人都对顾维钧的外交业绩大唱赞美诗，宋美龄却将视线投向黄蕙兰。她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外交官袁道丰道“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二十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在三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对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尊重的国家。”，在三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随着日月的流逝，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地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晚年撰写《没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只字未提。

　　据说，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真可谓，花开花落谁人怜，云卷云舒泪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