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的奇葩皇亲萧宏：被皇帝纵容的贪腐先锋
萧宏(473～526年)，字宣达，是梁武帝萧衍的六弟，文帝的第六个儿子。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被封为临川郡王。萧宏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动作举止都很优雅。他没有真才实干，只凭借宗室近亲的身份先后任扬州刺史、司徒、太尉、司空等朝廷要职。天监四年，他受命统率大军北伐，但他临阵怯敌，固守不进，被北魏人讥为"萧娘"。天监五年九月，梁军营中因暴风雨发生夜惊，他率先逃亡，导致梁军不战而溃，丢弃辎重器甲，四散逃回。但他却没有受到处罚，依旧官运亨通。他仗势四处聚敛财物，强夺百姓田宅，在库房中积有现钱三亿余万，其余物品，不计其数。他生活奢侈腐化，仿照皇宫修建宅院，后庭姬妾侍女千人，服饰艳丽。他的所作所为，与梁武帝的纵容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纵容最终导致了梁王朝的崩溃。
临阵怯敌遭人讽
天监四年，萧宏受命都督诸军抵抗入侵的北魏军队。萧宏作为梁武帝的弟弟，所领诸军都器械精新，军容十分严整。萧宏部署失当，多违反朝廷制订的计划，率军没有显示出应有的霸气。部将想要乘胜深入，萧宏听说北魏的援军已近，不敢前进，反而召集诸将商议班师回朝。由于部将的抵制，他也不敢立即违反众意宣布退军，于是下令停军不前。北魏人知道萧宏没有勇气，就派人送来妇女用的头巾与头饰。北魏军中流传着歌谣"不畏萧娘(萧宏)与吕姥(吕僧珍)，但畏合肥有韦武。"韦武是指韦睿，梁国重要的武将。萧宏的部将听到北魏军的挑衅，纷纷请战。萧宏坚决不同意，下令说"人马有向前行进者斩。"自此以后军政不和，将士都对萧宏心存愤懑。
这年九月，驻在洛口的梁军溃散，萧宏丢弃军众逃走。河流田野，到处都是梁军的兵甲辎重。患病者都被抛弃不管，强壮的将士仅仅得以脱身。萧宏乘小船渡过长江，夜晚来到白石垒，叩城门请求入城。临汝侯萧渊献登城对他说"百万大军，一下四散奔溃，国家的存亡还尚未可知。恐怕歹人乘机作乱，城门不可在晚上打开。"萧宏无言以对，于是城上吊下食物来让他们吃。
兵败的萧宏不仅没有被免职，依旧官运亨通。天监六年，萧宏迁任司徒，领太子太傅。天监八年，改任司空、扬州刺史。天监十一年正月，任太尉。同年冬天，迁任扬州刺史。天监十二年，加封为司空。天监十五年，由于生母陈太妃去世而去职。不久，被起用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等职。
官场失宠后的镇定
萧宏与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私通，密谋杀害梁武帝，答应事成之后立永兴公主为皇后。武帝曾为三日斋，各位公主都参加，永兴公主就派两个家僮穿上婢女的衣服一同前往。家僮在跨过门槛时掉了鞋，阁帅看到后起了疑心，命令内舆人八人，身上缠上纯绵，站在帷幕之下。斋坐散后，永兴公主果然请求让左右人退下，两个家僮先奔向梁武帝身后。八个内舆人冲出，将他们擒下。在家僮身上搜查出刀子，他们供认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秘而不宣，把两个家僮杀死在宫内，用漆车把永兴公主送出宫去。永兴公主怨恨而死，梁武帝也不去参加葬礼。在这件事之后，梁武帝开始冷落萧宏。
天监十七年，梁武帝将要到光宅寺去，有人潜伏在腰骑航等待梁武帝夜晚出行。梁武帝将要走时突觉心中一动，就从朱雀航经过。事情暴露后，刺匪宣称是受到萧宏的指使。梁武帝流着泪对萧宏说"我的人才胜过你一百倍，做天子还恐怕会被推翻，你如何能行呢?我不是不能像周公、汉文帝那样诛杀兄弟，只是考虑你是过于愚笨了。"萧宏叩头说"绝无此事，请皇兄明察。"梁武帝没有相信萧宏，将他免官。
萧宏被免职后放纵不改，依旧奢侈过度，仿照皇宫的样式修造府第，后庭有数百千人，都是从天下精选而来。他所宠幸的江无畏的服饰器物与齐东昏侯潘妃的相似，宝贵的鞋子价值千万。他喜好吃鱼头，经常每天要进三百条鱼，其他山珍海味纷然杂陈，盈溢桌案，后房姬妾吃不完，都扔到了路上。
皇权之下的敛财
萧宏倚仗梁武帝弟弟的贵重身份，肆意聚敛。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处于内堂之后，关锁得十分严密。有人怀疑是收存铠甲武器，秘密奏报给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情甚厚，但也不免起了疑心。有一天梁武帝送去丰盛的饮食给萧宏说"我要到你这里来进行欢宴。"他只携带未登皇位时的老朋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与萧宏喝了很多酒，梁武帝半醉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想要看看你的后房。"就招呼后阁舆直接前往后房。萧宏害怕梁武帝看到他聚敛而来的财物，脸上表情十分恐惧，梁武帝更加怀疑萧宏收藏武器，逐屋巡视。只见一百万钱堆成一聚，用一块黄榜标明，一千万钱占一间库房，悬挂一个紫标，像这样的有三十余间库房。梁武帝屈指计算，萧宏收存的现钱有三亿余万，其余库房贮存的布、绢、丝、绵、漆、蜜、蜡、朱砂、黄屑等杂货，堆满房屋，不计其数。梁武帝知道不是武器，不仅没有对萧宏的贪污行径生气。反而龙颜大悦，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很不错啊!"于是回去继续饮酒，直到夜里举着蜡烛而回宫。兄弟的友情更加和睦。
得到定心丸的萧宏敛财更加肆无忌惮，他在京都附近有数十个邸店，出借高利贷，以百姓的田宅邸店作为抵押，悬上文券，到期就将原来的主人驱逐出去，夺取田宅。京城及东部的百姓失去田宅家业的相当多。梁武帝知道此事后，命令不得再悬上文券驱夺百姓产业，自此以后，贫寒庶民不再失去居宅产业。西晋时有《 钱神论 》，豫章王萧综因萧宏贪婪吝啬，于是作《 钱愚论 》，这篇文章写得切中萧宏的要害。梁武帝知道是指责萧宏，宣旨给萧综说"天下文章题目有那么多，为什么要作这个?"虽然命令赶快销毁，但流传已广，萧宏深以为耻，稍微收敛了一下聚敛的行为。
萧宏性情好色，又喜欢饮酒，终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有侍女千人，都极其艳丽。他不知谨慎自爱，屡次受到降免。
墓碑显尽豪华
萧宏后来又担任司徒。普通元年，迁任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从前一样。普通七年四月去世。自从他得病到去世，梁武帝七次前去探视。萧宏死后，梁武帝下诏追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铖，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加班剑为六十人，赐给谥号称靖惠，葬在建康北白龙山下(今江苏南京张库村)。
萧宏的墓室呈"凸"字形，全长13.4米，由封门墙、甬道、墓室、排水沟等部分构成。墓室四壁外弧，内长7.7米，内宽3.7米，高5.25米。墓内有铜镜、铁镜、铁棺针、陶凭几、陶盘。鎏金铜钉、青瓷盏、青瓷唾壶、石墓门等。其中石墓门上浮雕有人字拱，墓内安放了大量陶器，多是粉彩陶俑，种类有镇墓武士俑、镇墓兽、甲骑具装俑、骑马鼓吹俑、笼冠立俑、风帽立俑、小冠立俑、幞头立俑、各种动物俑等。陶俑形体较大，彩绘艳丽，描金涂银，制作精细。
墓内石棺盖板顶面分布有龟背甲结构的六边形连续图案。每个六边形内的内容皆不相同，有虎、马、牛、羊、鸿雁等动物和摩羯鱼、龙、凤、双头鸟、人首鸟身等各种瑞兽。西挡板正中刻着一座带有文饰的门。门外正中立着一只双翅开张、口衔宝珠的朱雀。东壁板线刻画的主题内容为玄武和力士。其中玄武是龟蛇交缠，头部对望呼应;力士秃顶大耳，脑后生鬣。北壁板线刻着仙人车驾、随从及鼓吹。随从人物都是女侍，形象装束基本上都是头梳高髻，上身着窄袖襦衫，下穿长裙。南壁板线刻画的主题内容与北壁板相仿，布局基本对称，不同的是这些侍卫都是男性。
墓前石雕群像雍容典雅，显示了高贵的皇家气派。有狮二(其一已毁，只存东狮)、神道柱二、碑二，东西对列。东狮身长 3.2 米，高 2.84米，昂首突胸，口张，舌伸及胸，作大踏步向前迈进状，形态慓悍，尾部粗壮及地，尾端茸毛分散为数股，向内弯曲，格外显得有力。西侧碑身北侧上下刻一列神怪、羽人、朱雀、青龙等八图，周有卷草纹，形态豪放飞动而华美，都是碑刻浮雕之精品。
只要在洪承畴面前存在着死不低头的张春、黄道周等人，存在着“矢死崇祯人”的傅山、顾炎武等人，要想将洪承畴纳入促进“统一”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为“汉奸”洪承畴翻案的声音起，30多年来，与之有关的话题一直是热闹非凡。在1991年出版第一部洪承畴的传记后，再版、改编的书籍层出不穷，以洪承畴为主角的戏剧、影视也是连番登场。固然有某本新书书名所说的“开清第一功”的声音振聋发聩，而“灭明第一人”的洪承畴也绝非担了虚名。哪怕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今天，这个3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依然会牵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可见，历史永远也无法割断与现实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采取何种立场，尊重历史事实是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前提。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洪承畴作为明朝第一高位的降清大臣，给予明朝直接而致命的打击是以蓟辽总督的身份降清——明朝方面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机密的主事人，泄露了由朝鲜香山和尚独步僧穿梭联络、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朝鲜与明朝的秘密军事合作计划，其中一个具体步骤是会合登莱明朝水师与朝鲜总兵林庆业的船队，在义州截杀清军。而朝鲜出兵的目的是为了救回在沈阳做人质的朝鲜太子和麟坪大君。洪承畴的泄密，不仅使朝鲜方面主持其事及执行计划的大臣沈器远、将军林庆业等遭杀害、灭族，还导致了朝鲜朝廷中的“拥明派”被一扫而空，也为朝鲜彻底转向清朝扫清了障碍。对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言，所起的作用也非同小可。朝鲜大臣所谓“多小情款，都付回人，血泣封缄，肝肠欲裂，万万不宣”的沉痛，300年后依然血泪淋漓。这就是洪承畴过去未曾显露出来的一个“本来面目”。
洪承畴还有一个未曾显露的“本来面目”是参赞清廷杀害崇祯太子朱慈烺，以双手沾血的方式，通过了清廷的甄别和“染缸”政策的考验，为彻底斩断明朝皇统，消除明朝的政治影响再助一臂之力。当时的历史情境是拥立明太子、重建明朝与清兵入关、夺取中原是水火不相容之事，如果拥立得逞，即使清兵入关不至于白跑一趟，也会让夺取中原成为画饼，更会面对与重建的明朝的战争。在通过这次考验之后，洪承畴得以就任招抚江南大学士、西南五省经略等要职，都是以过河卒子的身份往前拱行时留下的痕迹而已。才会有历史学家发出世上若无洪承畴的感慨，这是站在明朝立场上的感叹。
在清兴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再设想如果洪承畴忠于明朝，明朝是否就可长保不亡，这未尝不是无意义的空想。除了寄托某种情怀之外，对理解历史本身无实质裨益。而洪承畴在清朝的历史，正如他在明朝的历史一样，也是可说可感可叹，并且是能够说得清楚的。要谈“开清第一功”，就不能撇开洪承畴作为“灭明第一人”的角色参照体系。洪承畴的后半生，准确地说，就是一段扶清灭明的历史，这也是他“本来面目”的一个方面。至于后世的读者、看客，愿意站在什么立场，那是个人自由和意愿的选择，无需多论。但历史的原则是需要公平，需要参照——即使是以一个“他者”的立场，也要周知、关照到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
不管从哪个话题出发，都要理解、尊重历史情境。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是不能不贯彻的原则和精神。比如有关300多年前洪承畴为何要降清的话题，历史记载既多又乱，可见这是一个能够引发历代大众兴趣的话题。虽不能起洪承畴于地下，但可以肯定的基本事实是绝食求死曾是洪承畴在被俘的最初几天里一鼓作气干过的事，但没有坚持多久。所以百余年后，乾隆皇帝判断洪承畴是“悻生畏死”也不是无中生有。想必，即使不是清朝的皇帝，而是洪承畴的发小或家人这么说，恐怕他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如果照顾到最易化解国家、民族、道德、文化等宏大叙事体系的私密亲情，承认人性的弱点，夹起尾巴低调做个两截人，不比将洪承畴塑造为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等画虎类狗的形象更加明智?比洪承畴更早被俘的明朝督阵监军兵备道、太仆寺少卿张春，为促成明朝与后金乃至清朝的和议，以“难夫”身份“流离殊域”十年整，坚不剃头，居古庙，服故衣冠，“苦留讲和”不失臣节而死，也不放弃忠明立场，终于成全了素志。只要在洪承畴面前存在着死不低头的张春、黄道周等人，存在着“矢死崇祯人”的傅山、顾炎武等人，要想将其纳入促进“统一”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这就是宏大叙事在历史情境面前遭遇到的无情困境。
1642年的国家叫明朝，1642年的国家也可以叫清朝。明朝本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再让清朝来统一一次，这体现出了什么历史发展趋势?在洪承畴降清以后的100多年里，清朝确实是开疆拓土，奠定了比明朝更广阔的疆域，但这种情形可是在洪承畴投降之初就能看得出来并能作出的正确抉择?在洪承畴降清后的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里，上从大清皇帝下至三四朝老臣仍看不出“历史发展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洪承畴难不成是一个有千里眼技能的历史先知?何况清朝除了开疆拓土的超越之外，帝王专制主义的弊病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超越。在西方资本主义凯歌行进于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开展之时，清朝士大夫则被彻底打断了脊梁，只能趴在地上跪呼万岁，民族的创造力和活力被遏制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中。一个屈辱痛楚的近代正在不远处的将来等待它的蹒跚入彀，这不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吗?当时的洪承畴，除了在降清做“贰臣”或求死做烈士的选择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或是更佳、最佳的选择，这样的话题或许还会更有意思一点。
再看看怎么也绕不开的民族话题。当时的民族固然不止满、汉两族，但满、汉之间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这是由清朝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现实。首崇满洲的国策，旗民分治的格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习俗，无不彰显着胜利者不可挑战的威权与地位。失败的明朝官民，在明朝灭亡后继续进行的反抗斗争和抵抗运动，被称作“阻碍清朝统一”，这种用现代语境去强奸历史的做法，与让洪承畴穿上中山装出演电视剧又有什么区别?而真实的剧情是尽管是以尽力“周旋满臣”而闻名、并早已出人头地的洪承畴，也以为自己放弃国家(明朝)和民族(汉族)的身份，申请加入清朝国家的八旗汉军籍贯，就能得到满族的身份证，可工资却依然是按照汉人的标准发放——这不是给苦心孤诣往洪承畴脸上贴促进“民族团结”标签的赞颂者甩了一个大耳刮吗?想当初，洪承畴希望变成满人的心情有多迫切，可历史偏偏是这么无情又铁血——在满族人的幸福时代，哪怕是入旗的汉人依然非我族类!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空谈洪承畴降清促进了“民族团结”，除了无聊，真看不出还有什么意义。即使清初最会做文章的江南才子陈名夏以及洪承畴的学生，为了替朋友和老师做出忠孝文章，也只能将他的生平一刀两断。只有彻底斩断他与明朝的联系，就清言清，在清为清，才能开谈“开清第一功”之类的话题。而这种话题早已被清人做得题无剩义，重拾牙慧很有意思吗?
洪承畴降清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分歧、文化多元的时代。当时有个山东御史罗国士就说起过“如今说忠孝，真是酸腐人!”可见那个时代也不只流行一种价值标准，不存在一个纯粹、单一的语境。即使在那样的语境里，做文章的文人学士们仍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某些底线，反倒是打倒了孔家店后，经历现代文化思潮洗礼的学者文人们肆无忌惮到了极点将一个战战兢兢、处处受摧折的贰臣，塑造成能逃出如来佛掌心的孙悟空。说实在的，那些假大空的标签和贴金还是不要了，或许更体面些。平心而论，无论对明朝还是对清朝来说，洪承畴都是一个人才，一个至关重要的肱骨大臣，并非可有可无的闲杂人等。自然他的选择，也就不是一种无关轻重的个人自由，而被赋予了承担历史兴亡的大责，不管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到了这个位置。或许他可以选择放弃，但他不能选择背叛——这是作为一个肉食者、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朝廷高官，从踏上仕途伊始就该明白的一点;也是作为存在社会之中的个体，应该照顾到的基本伦理道德。在任何政治规则中，背叛永远都是不被原谅的致命伤，这也是拥有“开清第一功”的洪承畴，又被清朝皇帝纳入“贰臣”行列的内在原因。
洪承畴的选择和作为，照顾了自己作为生物自然人的本能，而抛弃了其他存在的需要关照的社会、政治层面关系。这一点洪承畴自己应该很明白，所以降清后的他从来都是举轻若重，如履薄冰——借助退让不争以全身远祸，以无为待机谋取功利善巧，这在他后半生的三次辞职中有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能熟练处理政治危局的事功官员，洪承畴之所以能在那个成王败寇的严酷时代，在那个兴衰无常的历史夹缝中占有一席之地，恰恰是得益于他前半生所学的儒家思想和中庸之道。这使他能够在处理复杂政治局面和转圜各种人际关系时，历练圆融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从而成为不少后学、乡贤的榜样，在成败转头空的渔樵闲话中，留下了他特有的不传之秘与度人金针。
总而言之，不管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还是500年、1000年的历史情境里，历史人物所服务的对象和活动环境中始终存在着一些难以改变的原则和底线，比如由忠诚与背叛、公平与正义、道德与事功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价值评价体系，也适用于国家、民族消亡之前的大众心理结构及普世思维系统。安放生命与放飞灵魂的二难选择，将永远困扰着洪承畴这个无法摆脱历史情境与现实交响的夹缝中人。
(作者杨海英 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