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才子阮大铖一出戏为何写了八年？

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徐乾学，不仅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更是个实实在在的吃货。每日上早朝，他总会先来一顿丰盛的早餐：实心馒头50个，黄雀50只，鸡蛋50个，还有酒10壶。这食量，简直如同饿鬼转世。寻常人吃下这些馒头已是足够，但他却还要加上那么多的黄雀和鸡蛋，酒也是一杯接一杯，其食量之大，简直是人间罕见。

同样让人惊掉下巴的，还有那位闽浙总督孙尔淮。他在福建兴利除弊，政绩卓著。有次到泉州阅兵，当地官员准备的饭菜更是让人目瞪口呆：馒头100个，花卷100个，还有一品锅内的双鸡双鸭。他毫不客气地一扫而光，吃完还感慨万分：“我巡阅两省，唯有今日泉州，才算吃了个饱饭。”

为何历史上被记录的能吃者大多是官员而非百姓呢？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官员和百姓的食量有差异，而是因为吃得起吃不起的问题。清代官场黑暗，官员们公款吃喝成风。比如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的陕西督粮道时的情景，每有官员过境，都是宴席摆得满满当当，上席必有燕窝烧烤，中席也是鱼翅海参。这样的挥霍无度，掏的是国家的口袋，官员们的肚皮自然能得到更多的“锻炼”。

清代的“陋规”制度盛行，使得官员的收入极其丰厚。就像那位江西巡抚白潢向皇帝汇报的“陋规”，仅仅是五项收入就已经相当可观。其他有贪心的官员每年的“陋规”收入更是无法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算是吃自家的，一天二三十斤猪肉、百把鸡蛋又算得了什么呢？

说到底，这些官场中的吃货，他们的肚皮都是用民脂民膏撑大的。他们的食量之所以如此惊人，不是因为他们是铁胃铜肠，而是因为他们是剥削人民的贪婪之徒。他们的每一次大吃大喝，都是对民脂民膏的挥霍和浪费，都是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的官场风气，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